犬夜叉之蛮骨“只有女人才能做头条，名女人，最好是漂亮女人的丑闻;男人的故事不行，即使李嘉诚也不行。”香港《太阳报》一位高层主管对记者说。香港报业竞争的严酷使每个从业者都感到身心俱疲。而现在看，无论怎样，“刘嘉玲裸照事件”都是这个判断的最佳注解，“像所有卖座的电影都有相似的元素:暴力、性、悬疑和Happy ending，刘嘉玲事件也不例外。”

　　“我现在还记得，一家八卦报纸的老板说，‘只有女人才能做头条，名女人，最好是漂亮女人的丑闻;男人的故事不行，即使李嘉诚也不行。”香港《太阳报》一位高层主管许嘉平（化名）对记者说。午夜已过，他正坐着摇摇晃晃的电车回家。从1993年开始，许已经做了10年新闻，香港报业竞争的严酷使每个从业者都感到身心俱疲。而现在看，无论怎样，“刘嘉玲裸照事件”都是这个判断的最佳注解，只不过《东周刊》没有挺住。

　　在香港第二大杂志《东周刊》停刊后，香港第三大杂志《三周刊》立即以《被女裸照真相公开》为封面故事;稍晚几天的第一大杂志《壹周刊》则去考证刘嘉玲与英皇老板杨受成的三重恩怨;这个热辣话题，没有哪家媒体愿意放过。“香港媒体竞争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不是独家，但决不能漏。”许嘉平说。而艺人们则以集会抗议，“这次娱乐界人士是空前团结，大哥大姐们都出来讲话。”凤凰卫视明星主持人吴小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然捧红这些大哥大姐的仍旧是这些媒体。

　　“在香港，媒体与公众关系的恶化，每几年就要爆发一次。”陈昌凤说。她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从1995年开始研究香港媒体。“没想到我1995年初到香港时就赶上了艺人的反抗运动——Bodystrock，大家都戴着口罩，三天不对媒体说线年前后的‘陈健康事件’，《苹果日报》老板为促进发行不惜重金捏造新闻，导致万人上街游行，最后以‘肥佬黎’在头版道歉收场。第三波就是这次了。第一次只有艺人参与，第二次公众加入，这次连香港特区政府也都表态了。这次事件的更深背景是香港经济不好，经济不景气累及广告，然后媒体就难过，只好为促发行不择手段。而且今年夏天，已经有‘陈宝莲遗容事件’在先了。”

　　“那个自杀的陈宝莲，就是我们派人进到停尸房拍了她的照片。”郑昭平对记者说，他是一家周刊时事组的高级记者。“其实人都已经死了，又有什么好宣传的呢。我当时和老板吵过，但他说:‘如果是国外媒体，他们就一定会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借口吧，这种可能会引起大众恐慌的照片没有什么大意义，但是不能否认，我们那本比平常多卖了3000册。”从发行看，最近香港几大报刊的销量都在上升，“先是谢霆锋，案子还没结就是罗文，罗文刚过世，刘嘉玲又出事了。”许嘉平总结八卦新闻的特点，“像所有卖座的电影都有相似的元素:暴力、性、悬疑和Happy ending（皆大欢喜的结局），刘嘉玲事件也不例外。”

　　“如果不是这回事，我们都快把她忘了。”深圳的娱乐经纪人阿金对记者说，“一位香港的著名经纪人对我说，那天晚上他们在打麻将，梁朝伟也在。刘嘉玲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然后出事了。现在站出来的这些艺人都知道，但他们现在都不愿意说。”记者联系刘嘉玲内地与香港的经纪公司，都以“香港警方已立案”为由回避了这话题。

　　“其实在两年前就有人向我们卖过刘嘉玲的裸照，更早时已经在黑道中流传。兜售的不是本港人，具体的我不能说，一说就猜出来了。他开了一个天价，但我们没有要。”许嘉平回忆说，“原因有两个:第一，对于购买阴暗、负面的新闻我们一直很小心，很难确定其真假;第二，必须要顾及法律后果，这里面也许隐藏了你所不知道的恩怨，也许是个阴谋，而报纸发出来就成了‘阳谋’。”

　　刘嘉玲事件的“阴谋”与“阳谋”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刘曾经被香港某富商包养，而与这位富商拍拖的则是一位富豪的女儿，是富豪之女派人“修理”了刘嘉玲。许嘉平说，这是他听说过的四个版本之一。有意思的是，在“裸照事件”后不久，香港报纸就发表了采访某富豪女儿的文章，问她怎么看刘嘉玲事件;在版位上，这篇专访与刘的文章并排刊发。另一个被八卦化的人物是英皇老板杨受成，毕竟是他旗下的杂志先惹事。有的周刊就专门寻找20年来杨与刘可能存在的所有“过节”。在此前已经公开化的则是杨受成与曾志伟的矛盾。

　　“我们做演唱会都知道，如果请了杨受成英皇旗下的歌手，‘东方魅力’的歌手就不会参加，反之亦然。曾志伟就是‘东魅’的股东，曾志伟曾在节目中嘲笑容祖儿的牙齿太难看，容祖儿就是杨受成旗下最得宠的明星，后来曾志伟被揍成了猪头。”阿金说，“你看，现在出来喊得最响的就是‘东魅’的人，无论成龙还是梅艳芳。香港媒体说，容祖儿与杨受成有绯闻，具体怎样我没法说。但我做了十几年的娱乐，平心而论，容的广告身价也就在七八十万，而杨能帮她卖到150万。还有TWINS，刚刚出道半年已经赚了几千万，成了小富婆，还有香港最红的人物——谢霆锋。反观‘东魅’这边没有一位新秀大红大紫，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是不是怕新人火了自己没得唱了？我想谢霆锋会是个导火索，谢霆锋的官司是英皇最大的损失，杨受成抛出刘嘉玲事件正可以转移视听。”记者采访中，倒是有两幅照片在记者圈中津津乐道，一张是谢在狱中放风，有一记者爬到监狱对面山上苦等数天后所得;另一张是，谢霆锋在囚车中对着窗外冷笑。而此后关于谢霆锋在狱中患“肛门磨损”和“刷马桶”的爆料传出后，偶像已经被彻底糟蹋了。

　　“刘嘉玲出事是在1990年，那段时间是香港黑道最猖獗的时期。”已经在谋生的阿辉（化名）对记者说，他强调他曾做了很长的香港“黄赌毒记者”——是“香港能在所有夜总会里随便拍照的两人之一”。“有很多黑道人物都开电影公司，因为这是洗黑钱的好办法，我知道几乎所有的天王天后都被叫去拍烂片。老大们有时干脆在剧本里夹一把枪，一道送去。只有一个例外，他姓任，因为他哥哥是香港警署里的二号人物。”阿辉说，几年前香港艺人戴墨镜的反黑游行，他们已经不堪勒索了。有一位内地非常知名的喜剧天王，在移民加拿大时屡屡被拒，“因为有一份长达200页的黑材料，证明他与‘三合会’有染”。

　　很难想到12年后，一桩当年被掩盖的屈辱再度成为一个巨大谈资，“如果12年前有狗仔队的话，事情就会不一样”。当了28年记者、现在当“狗仔”的黄泳（化名）对记者说。但对于这个话题的“八卦”消费则是迟早的事。

　　风波过后，香港娱乐圈又恢复了常态，英皇三周年的活动依旧举行，记者也走马灯似的赶场。在香港，娱乐业的记者发布会之多超乎想象，《星岛日报》的摄影记者小黎说他一天赶三五场都是稀松平常。

　　“你如果不在香港生活，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八卦。”凤凰卫视娱乐主持人梁东对记者说，“举个例子，假如你在一家证券公司或银行工作，就是在一个代表主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声音的公司里，当你谈到八卦，人和人的距离一下子就变得近了许多。不管你是什么阶层的人，因此都会谈得来。这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在其他地方，可能会受到一些制衡，在香港是不受到任何制衡的。”

　　记者考证“八卦”之意何来，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认为，“八”字代表了琐碎庸俗的贬义，“比如香港有‘八婆’一词。”“我也曾在节目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梁东说，“‘八卦’原本指中国图腾，是为‘太极八卦’的说法，那为什么‘八卦’会衍生成这个香港的说法，我想没有人知道，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东西。香港的‘八卦’应该是由好奇和偷窥引发出来的一种眉飞色舞的状态。”

　　《东周刊》的裸照封面曾一度洛阳纸贵，“这充分说明了香港的现状——大部分人受过传统教育，但它又是市场化非常充分，大家受道德的要求必须要摆出一副符合标准的姿态。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配送体系的发达，民众很容易接触到很八卦的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将自己人性中恶的一面得以施展。”梁东说。

　　黄泳当了28年记者，除体育类的没做过外，基本社会各层都涉及到，“香港人生活很紧张，空间又小，同时周围又有很多衣着光鲜的人物，久而久之就看腻了。他们想知道这些人在记者会后是什么样子。而明星制造绯闻又是蹿红的捷径，章子怡来香港，记者会上与成龙大哥亲昵，我们这些记者闪光灯一阵乱闪，这和狗仔队一拍即合。现在红得最快的就是她了。”

　　郭秋霞是香港很多二三线艺人的经纪人，也是当年童星小柏林的母亲，每周她都要和记者喝茶吃饭，“香港好多年轻人想靠当艺人出头呀，每年的香港小姐评选，还有娱乐公司的歌唱比赛都会有几千人参与，耗时一个月。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孩子，但是如果得奖就会一夜成名;再往上走就要靠媒体捧场，才能越来越红。”郭秋霞的办法是让他们更多参与公益演出“做善事”，无论是佛教、天主教，还是为动物捐款，多多益善，“这样记者也好写呀”。

　　梁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得相当悲观，他说“变废为宝”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报纸报道安雅服食事件后，她的知名度大增，广告更多了。很多时候，某些戏开拍时，男女主角传出诽闻，这都是娱乐公司或唱片公司自己在做。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名比怎么出名更重要——只要出名就好。璩美凤事件最后也证明了一点，她依然可以把所有无利的东西转化为有利的东西，可以开演唱会。”

　　梁东认为办报的人有三种:政治家、文化人和商人，香港是纯粹的商人办报，商人办报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而“八卦”是一种好商品。

　　在香港报业史上，真正把“八卦”变为商品的是《苹果日报》的老板，人称“肥佬黎”的。

　　香港方言中，报纸又称“街纸”，报纸发行称作“出街”。“香港报纸大部分是摆在摊上卖的，完全靠零售。一般早上6点出街，上班的人随手买一份，中午12点时，卖不完的就扔进大海了。”黄泳说，“所以报纸只有6小时的生命。”竞争是短兵相接的。张圭阳现在是香港电台普通线余年，在《明报》、无线台都做过管理层，他向记者回顾香港报业风云时说:“20年来市场格局完全不同，70年代时香港的大报是《工商日报》和《华侨日报》，他们的头版一定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新闻。而进入80年代，这两份报都相继关门。当初有很多晚报，现在则一家也无，香港报业完全靠市场吃饭。”

　　最先震动市场的是创刊于70年代的《东方日报》，它给一般劳苦大众一个赌马投注的发财梦（“有《东方》没穷人”）;从日本购入可侦测警用频率的采访车到处“碰”新闻;设风月版以迎合某些读者趣味;一切以港闻为主，并且以耸人图片、标题和如故事般的写作手法来突破传统;大量使用广东话，必要时依声借字或造字;而更具影响的是，它大幅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薪酬，要求属下员工专职，令其他传统报纸黯然失色。张圭阳说，现在香港报业的三驾马车《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和《太阳报》发行总量在150万左右，占总量的70%，而《苹果日报》又占了绝大多数。“报业中有个不成文的行规，就是每一两年涨一次价，《苹果日报》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局面。”陈昌凤说，当时报纸涨到了5港元，《苹果日报》一份只卖1港元，还加送一个苹果。

　　“《苹果日报》创刊就成立了300多人的编辑部，而在此前一般报纸编辑部与采访部合起来也就二三十人。”张圭阳说，更重要的是颠覆了报纸内容，完全市场导向，头版必是耸人的大标题。办报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丑闻新闻”。为了抢新闻，《苹果日报》开设“现场team”，配备高速机车、无线电截听设备、照相机，一旦监听到警察无线通报后，立刻奔赴现场，作业标准是“务必比警察更早到”。这样就可以拍到未经破坏的现场画面，通常为车祸、凶杀、火警等血淋淋镜头。“记者们按区域巡街，每早都会到医院、消防队、警察局去走访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怪事新闻发生。”陈昌凤说，“内部的竞争会非常严格，黎的做事风格是‘三个萝卜一个坑’，招三倍的人来做事，最后再裁掉。”据称，该报每天下午3点还有“爆锄会”，由各部门负责人相互指责，黎必亲自光临。

　　该报将所有媒体都推到了空前的竞争状态，料也越爆越猛，“这家报纸有一个版，我曾问他，你的报纸是大众媒体要进入家庭，小孩子也会看到，这样是否合适？他只是说服务社会，别的讲不出。”

　　尽管不承认他开狗仔队之先河，但在他拥有的那家报纸带动下，狗仔运动在香港已经空前绝后。

　　11月7日谢霆锋顶包案重新量刑，《星岛日报》的小黎早早赶到法院门口守候，他们报社一共派出了5名摄影记者，不仅占据了前后左右各个角度，宽镜头、扁镜头也能够互相搭配。像他这样入行不久的新人多被安排去做狗仔队。“很多明星是害怕狗仔队的，他们会整天地盯着你。张曼玉戴了条新项链，他们会写文章说衣服不配项链，品位好土;像谢霆锋在监狱里患‘肛门内疾’都会被做成大标题。”陈昌凤说。

　　“狗仔队”原为意大利文“Paparazzi”，首次出现于1958年，正式翻译名应为“追踪摄影队”。1960年，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在电影《甜美生活》中，男主角马斯杜安尼就是八卦新闻记者，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为寻找题材而搜肚刮肠。1963年，费里尼的的《八部半》再度出现八卦新闻记者的角色，奠定了“Paparazzi”形象。中文翻译的“狗仔队”，则是由香港人所开创。50年代的香港警察刑事科擅长追踪案件，以跟踪、窃听的调查方式闻名，这些便衣刑事侦查员（俗称0记），外号“小狗队”，取意在于狗类擅长灵敏的嗅觉追踪猎物。这种调查追踪方式后来被香港记者发扬光大，而由于长时间的追踪、守候，非一人所能独立完成，所以这群善用镜头捕捉漏网消息的记者，也就被统称为“狗仔队”。

　　“老狗仔”阿黄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求证，做公众人物就要有被拍摄报道的心理准备。不能说做好事就召开记者会，干坏事就阻止别人知道，这合理吗？——我是reporter（记者），不是recorder(录音机)。”

　　西门说他在一家八卦媒体的经历可谓多姿多彩。有一回上司叫他采访一名女明星和男明星同居的新闻，跟了几个星期，始终拍不到两人在一起的画面。无奈报告上司，上司说，“你不会开车撞她，然后再打电话叫那个男的来处理，这么简单都不会做，你怕什么怕！”西门于是第一次接到了警告信。另一次上司派他们采访一位同性恋男歌手和他男友搬家。西门第一天去，就被歌手的男友发现，被人用棒球棒追赶。逃到安全地方后，按惯例给上司打电话，上司还未听完，劈头就骂:“你不会挺在那里被人打？又不会真的被打死，其他人拍下打人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登上封面，死蠢（笨蛋）！”

　　某次好不容易西门的上司亲自带队，采访电视台玉女和小生拍拖的新闻。目标出现，轿车从远处驶来时，冷不防上司对西门说:“你冲到马路上把车挡下来，他一停，我就拍。”西门叙述这段往事时对记者说，“当时，那辆车时速超过70公里，我当然不会拿命来当赌注，于是跟上头说，‘你身手比我好，你去啦！’因此被骂了个狗血喷头。”西门介绍说，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要用车来跟，如果发现目标，就要即刻完成工作，所谓“即刻完成”就是用车挡下目标，然后拍下画面。他们经常在马路上追车，曾发生大大小小几十次碰撞，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惊胆战。

　　一般报馆会派司机、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各一名，负责追踪目标人物。人手调配不过来，摄影记者就要充当司机，还要报料给文字记者。由于经常熬夜，甚至被人追打，所以“狗仔队”成员多为男性。为了方便获得信息，“狗仔”会在空闲时间调查艺人住址，以便日后发生大事时好迅速埋伏，“大前提是要安全、有料，一卷拍完一定要记得将胶片回卷，上一筒新的，以防被人打烂相机或拆胶片，仍保证有货交。”

　　阿辉在深圳已有了一桩生意，他以前曾在《东周刊》做狗仔，对老东家的停刊心中仍旧窃喜，“有一次上司叫我去盯一个富婆，明知道不在家，我还每天在门外守着，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更让人难受是那种负疚感。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死刑犯的女朋友，我跑到她家敲开门，她不在，我对她父母谎称是她的朋友。一会儿女孩儿回来了，问我们是谁，我说是记者想采访一下，她父母气坏了，当时就要打我们……”

　　几年前拍得艺人吴咏薇夫婿遗容的“狗仔”邓先生说:“内疚，非常内疚。三星期前才亲自接过人家喜帖，三星期后，翁江培粹然逝世，我还要亲自揭开翁的灵柩。我觉得对死者、对家属都非常不尊重，但这是我的任务……当时，所有报刊都想拍遗容，我收到指令，知道灵车车牌，杵工又允许我揭开棺木拍照，真是骑虎难下。但公司上下都出力时，难道因为我一人功亏一篑？结果拍了，但非常难过，直到我亲自向伍姑娘道歉，要听到她一句原谅我，才安心。”

　　尽管工作艰辛，香港狗仔们却难有好薪水。“你们内地记者的起薪是多少？”阿辉问我，“在香港据我所知最低的只有4500港元，《明报》、《南华早报》高些也只有8000多港元，干几年才拿到12000港元。现在经济不好，《东周刊》解散前不久还刚刚降了薪水。而报社对于收‘黑钱’处罚极为严格，所谓‘黑钱’就是记者拿了钱为别人发文章。老板知道，肯定会开除，我曾在三家报社做过，又都离开，就是因为这个，我是个流氓记者。”■

　　我1974年大学毕业，那时在台湾读的书，于是起初在台湾做记者，后来回到香港，算下来一共做了28年记者，换了7家媒体。除了体育没报道，其他都做过，主要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好。

　　我最风光的时候是跟踪窦唯，当时他和王菲刚刚离婚，和那个叫高原的女孩子在一起。我在窦唯和王菲家门口足足等了两星期。那是中秋节前后，北京的天气好冷呀，每天早上不到7点我就“站岗”，一直站着，还不能老上厕所，怕失去镜头。当然还有其他报社的同行和我一样站在外面，冻着。窦唯也很狡猾，他出来后会绕着住所跑一圈，看有多少记者，跑到他的酒吧，他还会跑到二楼看楼下的记者。晚上窦唯会开着车走，我们也有车，是租的，我的车技一流，不会跟丢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一直跟他到华侨大厦。那天他有点急了，走过来对我说，你这个老头子，整天跟着我干什么？说话很不客气。我当时脸就红了，有些挂不住，我决定刺激他一下。我说，你也不出名，没什么名堂，我跟着你还不是看在王菲的份上。香港600万人，台湾2300万人，都认识王菲，没有人认识你！这一招真灵了，窦唯开始对我们说话，两个星期以来我终于做出了稿子。窦唯的稿子刚做完，老板打电话来说王菲带着女儿从香港飞上海，叫我立即启程去上海。在上海我盯了王菲，她不说话，我就逗她女儿玩，怎么办，跟着吧。为什么会出现狗仔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说话，而报纸和读者需要更多的信息。

　　在香港追车是家常便饭，前面是警车或救护车，我们跟在后面，也打出标志来，这样别的车就会让开。抓到犯人，从警车带到警署里只有几步距离，我们必须拍下照片，而故事可以慢慢找。盯到一条猛料，老板不会给任何奖励，因为做得好是应该的，漏掉新闻就要小心被炒鱿鱼了。同样，如果你盯的人一直不说话或不出现，老板也要养着你，这是成本也是公平。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防止作假，防止记者为了个人利益欺骗公众。

　　我想新闻的底线应该是讲真话，王菲签约索尼时，曾经把记者请到游船上玩，但是公众依旧看到了她曾经在北京刷马桶。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很风光，但她也曾穿着单衣裤哆哆嗦嗦地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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