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品西游公元2000年是一个跨越新千年的一年，由24名西方学者组成的小组，准备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这一千年的时间跨度里所发生的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评选出一百件重要事件。

　　结果，这千年百大事件中，中国入选了三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试想想看，长征，与罗马教会颁布历法、爱因斯坦发表能量守恒定律、ＤＮＡ链的奥秘被解开、“阿波罗”号登月等事件一起，这就充分意味着它的伟大。

　　可是，很多人做梦也不会想到，长征的终点，竟是通过几张旧报纸最终确定下来的。

　　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开始战略转移。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的围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于是，从12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政治局会议，放弃了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兵西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这一战略意图，又被嗅觉灵敏的蒋介石觉察了，其急令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又令薛岳和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同时川军又有四十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大有将红军围歼于川江南岸之势。

　　红军在土城作战失利，西渡赤水，进入川滇边的“南六属”(即川南所属的高县、珙县、庆符、江安、长宁、筠连六县)地域。

　　形势的变化使原定渡江计划变得极其困难。2月7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云南扎西(威信)召开会议，果断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桐遵大捷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迅速地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也为实施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

　　毛主席随即指挥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进行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向云南急进。

　　计划紧随形势变，4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

　　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下来，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

　　在懋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抗日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一带的实际情况，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而张国焘却主张向地广人稀的西康发展，以保存实力。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了主攻方向是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地区。

　　右路红军严格执行了会议精神，渡过草地，到达川北的班佑、巴西地区，攻下，为实现北上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国焘却坚持其向川康边境退却，不但拒绝率左路军北上同中央会合，还透露出以实力胁迫并危害中央的意图。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南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分开，革命力量大损，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保存力量，休养生息。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曾经依次定下以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根据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川西北根据地、川陕甘根据地、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创立根据地等等计划。但前面的计划都落空了，而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创立根据地也只是权宜之计，哪儿才是长征的最终终点，尚在磋商和考察之中。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继续北上，准备经甘东北和陕北向中苏边界地区前进。

　　红军战士陈诗林回忆说：“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周恩来）对邓大姐（）说：‘我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陈诗林小佬表，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和三个卫生军校的同学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报纸上有关内容大致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西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进入陕北。’我把这几张报纸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拿来的报纸有关系。”（19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

　　与此同时，的部下也在邮局里发现了一大堆报纸，于是将报纸带到了红一军团部，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上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称“陕北刘志丹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当时任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也回忆说：“中央红军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地区转战了4个月，几乎完全与外部隔绝。因此，在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主席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收集报纸、杂志。在中央机关到哈达铺的前一天，毛主席收到派通讯员送来的一张7月份的旧《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军队‘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后来，侦察连又在镇上邮政所找到了《大公报》等报纸，其中也报道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到哈达铺后，毛主席没有进给他准备的房间，就直接把报纸分给其他领导人翻阅。看到有关红军的消息，大家都极为兴奋，一致认为要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到那里去与陕北红军会合。”

　　不管是《大公报》还是《山西日报》，总之，毛主席等人是从报纸上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部队和徐海东部队，并有相当的实力，“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载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主席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最坏的打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原来就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因张国焘的延宕、动摇、反对、分裂而失良机，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到陕北落脚，作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版）

　　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等人回忆：“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刘志丹辖2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他还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党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199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第十版）

　　是的，为核实消息真伪，充分了解陕北红军情况，找到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分析报纸上的报道。

　　贾拓夫是在1933年底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了西北情况的。后来由于得知陕西省委遭破坏，便没有回陕西，而是随中央红军长征。

　　贾拓夫汇报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动势力周旋。”贾拓夫接着详细阐明了在陕北进行革命的种种优势。

　　毛主席心情大为开朗，后来连接写下了《七律.长征》《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四篇诗词。

　　1935年9月28日，中央召开了“班罗镇会议”，决定了向陕北进军的战略目标。

　　1935 年9 月29 日，红军于凌晨出发，一举攻占了通渭县城，印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发给各部队。

　　在吴起镇，当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时，大家立刻欢呼起来——到家啦！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