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娇近况李立三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不仅是湖南老乡，而且相识很早，在近半个世纪的日子里，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有过几段并非为人所熟知的交往，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同志关系。

　　1915年，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长沙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希望能结交到长沙各个学校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的罗章龙首先回应，和交上了朋友。

　　不久以后，罗章龙把自己的好友李立三介绍给认识。和李立三见面以后，直接和他讲起了个人对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李立三听后深受触动，他认为虽然只比自己大6岁，但已经非常成熟，自己的见识比他差远了。最后李立三在听完的讲话后，没有什么话可说，便匆匆告辞了。

　　后来在向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当年交友的往事时说，说自己一共交到了“三个半朋友”，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的青年，还有半个就是李立三，因为李立三当时听他讲完话后就马上走了，自己和他的友谊没有发展起来。

　　李立三和分别以后，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1回国后就加入了中国。1922年12月下旬，李立三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来长沙从事革命活动，并再次见到了已经是湘区党组织负责人的。

　　发现，此时的李立三已不是当年那个胆怯的小青年了，他热情地向李立三介绍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并希望李立三去安源工作，把湖南工人运动的第一把火点起来。

　　李立三到安源后不久，便与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以后他名声大噪，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党的“六大”以后，由于李立三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上成为了党的主要领导者。

　　此时的已经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他曾给李立三写信，希望他能帮忙联系在长沙的妻子杨开慧和孩子。后来杨开慧被捕牺牲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流落街头，李立三指示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把他们找到，并设法将他们转送到了莫斯科学习。

　　但在1930年6月，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李立三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等人坚决反对李立三的冒险政策，极力主张继续以农村包围城市，但此时李立三已是的上级，他挖苦的“游击战”是“逃、跑、走”。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不得不执行来自中央的命令。

　　最终“立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30年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才宣告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年底，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在苏联一待就是15年。李立三在苏联期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多次作出公开检讨。

　　1945年，郭沫若访问苏联，李立三得知以后，专门托他给带了一自己的亲笔信。看到李立三的信后，对他知错就改感到十分赞赏。不久以后，在党的“七大”上，经提议，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李立三终于回国，并化名“李敏然”，留在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等职。有一次，某单位经常请李立三去讲党史，他就讲“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李立三讲完以后，大家都觉得他的课讲得很好，但也有人问他：“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

　　短暂的沉寂过后，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听过那次课的人后来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历任劳动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李立三再次主动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的发言体现了一个员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赢得了全体代表的赞赏，据说郭沫若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在“八大”上，李立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把李立三与王明、张国焘等人提到一起，当作知识分子中也出“坏人”的典型。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聆听了对自己的批评后，十分不平，回到家后就给写了一封长信进行申诉，信是这么写的：

　　听了你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万分高兴之中发生了一点不很愉快的感觉。感到一点不很愉快的原因，就是你在报告中把我和张国焘、王明并提，当作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

　　李立三路线当然是很坏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当作坏的榜样来教育党员的。但是，李立三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不是因为犯过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只能当作坏的榜样“教员”呢？

　　后来看到李立三的信后，接受了他的意见。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的这篇讲话时，就没有提到李立三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