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晗生甘有琴本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广西灵山的农村务农、操持家事。因为丈夫在家排名第九，而被唤作“九妹”。

　　2017年，甘有琴开始以“巧妇九妹”这个网名，制作她下厨、干农活的短视频。作为最早开始入驻平台的“农村”类型博主之一，“巧妇九妹”的粉丝增长很快。虽然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普通话，甘有琴还是凭着自己淳朴、能干的形象，获得了许多网友的支持。她开始为自己家乡的水果“代言”，利用电商平台直销村里乃至临近村、乡的各种水果，直播镜头里的“大家好，我是九妹”也飞出了山林，依靠互联网被全国的网友听见、看见。

　　那是2018年左右，视频平台正在摸索流量变现的道路，“带货”无疑是主攻的一条“赛道”，而“三农”“乡村振兴”亦是政府扶持的方向。凭着平台的流量扶持以及“边看边买”等功能，甘有琴在视频平台上积累了近千万的粉丝，她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带货王”，传统的水果销售周期要两个月，她能把这个周期缩短到一周甚至一天，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帮助邻村解决水果滞销问题，曾经一晚上就卖出15万斤滞销芒果。

　　作为第一代短视频电商达人，甘有琴赢得了上下不少赞誉，当上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了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正能量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甘有琴还在当地农村做了个“巧妇9妹生鲜直播孵化基地”，想要培训更多的网红，通过互联网增收。

　　这几年在快手抖音等平台，靠干农活、做手工、卖农产品等走红的农村视频博主并不少。不过，“网红”带货模式，是否能够量产？更重要的是，能否成功地让更加缺少传统资本和资源的乡村妇女脱贫致富？

　　从硬件和基础设施来看，当下人人几乎都拥有智能手机，移动讯号能一路覆盖到珠穆拉玛峰大本营。而从软件看，互联网“冲浪”也从早年间的小众圈子，一路扩大到了从五岁小童到八十岁老人都能用微信、刷短视频。信息通信技术似乎成为改变的关键，给千万个像“九妹”那样的女性带去脱贫致富、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

　　与其它技术不同的一点是，互联网和技术平台分发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只要有一个手机就能接收到充足的信息，理论上能够有效地打破技术壁垒。对于许多女性而言，缺少教育和培训机会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解决——网上的视频、图文教程千千万，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广西农村，你都能上课刷题。

　　类似这种技术被称之为“赋能”（empowerment）技术，即不仅能够为女性带来资源，还能发动她们自己的意愿，增强自己的能力和动力，充分参与到有价值的生产中，改变自己命运。

　　甘有琴接受采访时 [1]，曾谈到她的过往经历——她不是一个只懂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她去东莞制衣厂打过工，在商场做过销售，算是“见过世面”；她能踏准赛道，有专业人士的指点，最开始做乡土小视频，是一个“一本影视专业毕业、当过艺人总监”的年轻侄子的主意；她需要克服许多无形的障碍，在她火了之后，村里上下依然对她指指点点，认为拍视频不是什么女人该做的正经活计。

　　再加上短视频平台流量的捉摸不定，对什么能火也难以琢磨，积累成“头部”网红更是需要赶上“风头”，有很大运气成分。直到现在，远近村里也并没有再出现第二个“九妹”。

　　所以，什么样的技术，如何去大规模地、成体系地运用，才能为农村妇女带来翻身自主的机会，为妇女们“赋能”呢？

　　社会结构决定了妇女本身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而这个地位和角色，会大大地限制妇女们获取技术、使用技术的机会和能力。

　　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孟加拉国最大的通讯商 Grameenphone 曾经设计了一个项目，旨在鼓励偏远地区的村民——特别是妇女——通过使用电话和手机等手段，发展创收机会，比如做点儿小买卖、联系工作机会之类 [2]。当时的物质条件，无法让每一个妇女手里都有电话或者手机。通讯商的解决方式，是在每个村都招募几个“电线%的电话人都是在家的女性，她们也被村里称作“电话女士”（Phone Lady）。电话女士往往是全村为数不多的有电话的人，而她家也成为了全村的电话亭。当然，来打电话的也不止是女性，全村老少都可以使用，电话女士向每一个来用电话的人收取一些费用，从而补贴家用。男性在外劳作，而女性在家操持家务，“电话女士”的这个“职位”，对她们来说也更方便一些。

　　一位“电线年过去了，电线万个村里，网络里有了超过30万“电话女士”。不过，调查发现，

　　，更别谈通过电话做生意、挣钱了。原因是，在孟加拉国，特别是偏远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较低，她们本身“走出家庭”的障碍非常大。即使电话就在村里，她们也很难得到机会使用。很多时候，是否使用电话，都是由家里的男性决定的。甚至一些电话女士的电话，都是由家中的男性所运营；只有三分之一的电话女士表示，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电话带来的收入。许多电话女士本人，也不把运营电话当作一项生意，只知道自己手里有这么一个电话而已。一般女性受落后传统影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想要使用电话的女性还只能往往让小孩儿去跑腿，把电话拿到自家来。这无疑也为使用技术增添了困难。

　　调查中许多家庭的男性表示，“我妻子不需要电话，她用我的就好了。” [3] 在孟加拉国的农村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村家庭，有至少一名男性在海湾地区从事劳工工作。为数不多的女性也只是用村里的电话和在外的丈夫通信，换句话说，依然还是家中的男性在决定着技术的用途。

　　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确很难打破。对于通信技术如何解决问题，需要更多的“巧思”，以及对于本地文化和社会的洞察。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派人去乌干达某地区的村里，向女性普及西红柿种植技术。只把种子下放下去，显然是不行的，还需要培训。而大部分农村女性不识字，也没法上网，于是收音机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可行技术之一。不过，收音机的问题也很明显：

　　于是，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挨家挨户打听他们家的男人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出门，把教程广播的时间，设置在大部分妇女独自在家的时候，让她们能通过收音机“上课”。[4]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通讯技术常常被称作“桥梁”。然而在很多地方，

　　[5]。特别是在偏远落后地区，这些关系网结构本身，决定了技术在关系网中的普及。对于很多落后地区而言，拥有手机或者任何通讯手段，是一件和社会地位沾边的事情。根据联合国妇女署2022年的报告，两性在使用互联网上仍有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女性拥有智能手机的可能性比男性低18% ，这使得她们更难接入移动互联网。如果技术无法打破这些不平等的枷锁，那么也就无法发挥赋能的潜力。技术如何让女性相信“我可以”？

　　另外一个问题是，技术想要“赋能”，必须要从“自主性”这一点上着力。传统社会中，女性处于权力结构的底层，在很多事情上处于被动地位，自尊和自主水平都较低。给予女性的资源和技术，需要能够提升她的自尊水平，从而进一步鼓励她去获取信息、使用技术，这样才能使技术普及走上良性的循环。所以，如何在一开始，用技术去“撬动”她们的自主性，对于女性的技术赋能十分关键 [5]。

　　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喀拉拉邦，当地政府认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通信技术外加当地富余的劳动力，很可能成为脱贫的关键。他们创立了一个扶贫项目，被称为“Kudumbashree”（意为“家庭致富”），专门针对贫困妇女，

　　。项目十分草根，方法是组织邻里的互助小组，进行小规模“创业” [6]。每个小组大概15~40个人。一个小组就是一个小项目，带头人和组内妇女们共同决定，如何运用一些扶贫经费或者小微贷款等，共同购置手机电脑等设备，在网上寻找一些可以挣钱的小项目，一开始的规模也很小，从而也规避了大量投入的风险。在印度，大量本地或海外的科技公司都利用了印度劳力资源的优势，把各种简单的技术工作，以外包的形式分发出去，而类似数据输入、发短信、发邮件等门槛不高的工作，比较适合这些小组的需求。外包的技术工作是远程、匿名的，这恰好又避免了传统的种姓制度的负面影响。经过简单的技术培训，这些小组的妇女们就可以很快上岗。更加关键的是，有了“创业”经历的这些妇女，又可以自行组织更多的互助小组，经过一系列的传帮带，这个项目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就有了上百个小项目，几千名妇女的参与。

　　尽管存在着困难，例如妇女们依然缺乏市场资源，产业链上下游依然对女性持有偏见等等，但这些小“公司”给女性自身带来了许多帮助。在这些“技术创业”小组中工作过的妇女，都谈到了她们的经历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学会一门技能，解决一些问题，共同探讨生意发展前景等等，都给她们带来的极大的自信，也获得了街坊邻居以及来自家庭成员的尊重。她们也乐于接受自己的新角色，甚至去从事一些以前被视为“男性角色”的工作。

　　邻里妇女的自助和互助，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增强了女性的自主能力。我们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不管是技术脱贫还是电商致富，“带头人”的角色十分重要；

　　，比如如何解决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问题。她们本身作为榜样，也能进一步带动其他妇女打破无偿劳动的藩篱，投入到职业生涯中。不过，目前不管是遍及全国乡村的淘宝“村小二”，还是做电商致富的“带头人”，大部分都是男性，之前提到的甘有琴这样的女带头人，依然是少数。

　　特别是在平台经济盛行的当下，挣上钱并不困难，但是如何真正发挥女性的就业和经济潜力，真正实现赋能，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实践。特别是在我们国家，通信技术的通达性可谓是全球领先，平台经济也发展得相对完善，基于平台经济的“淘宝村”“直播村”也层出不穷。根据阿里研究院与中国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领域，数字经济已创造5700万女性就业机会 [7]。

　　，比如支付宝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中，62.3%为女性；云客服中，72%为女性。所谓人工智能训练，是通过人工的方式给图片文字等打标签，尽管这种工作形式灵活，能够让女性兼顾家庭、育儿等传统角色，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也很难带来高价值的回报，上升渠道也相对缺乏。淘宝直播和抖音上约有1244万女性主播，有不少地方还有主播的组织，但收入更为稳定的骑手和出行平台的司机里面，女性就很少了——饿了么与美团平台上仅有约18万女骑手，只占上千万外卖员中不到2%。出行平台上约有136万女司机，占全部500万网约车司机中不到30%。未来技术赋能的重点，不仅仅是要让女性创造自我价值、创造经济价值，改变她们在家庭和传统社会中的地位，还需要让更多女性参与到技术创新、技术升级中。今年的国际妇女节，联合国妇女署以“数字包容：创新和技术推动性别平等”为主题，呼吁各方一起打造包容、公平和安全的数字空间。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还提到，要弥补两性间的数字鸿沟，需要意识到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缺时间，缺技能，缺安全培训，缺金融知识，缺孩子托育服务等等等等……

　　[8][9]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让农村妇女都去当网红带货，就能脱贫致富了吗？农村妇女们能通过短视频和购物平台，当上“网红”，的确是技术力量的体现。但网红的成功，偶然性大、不确定性强，也很难复制。网红背后，

　　[1] 网易新闻：41岁广西女人，从月薪3000到年入千万，开公司，还上央视，凭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