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袖问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增强消费基础作用的重要载体。中国建设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要具有国际共同特征，也要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让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为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主战场、引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支撑点、物质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示范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承载方、和平发展道路的助推器。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强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整合极化和辐射带动效应。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得到国家重视，其中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增强消费基础作用的重要载体，承担了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使命，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双循环的国际消费枢纽[1]。

　　2021年3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同年12月，国务院将“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写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

　　城市是现代化的先行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应满足现代化的特点。中国建设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既要具有国际的共同特征，也要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习强调“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2]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既能更好地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质量，又能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能为世界城市发展提供新参考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3]，2022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4.12亿，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92071万人[4]。有专家预测，20202040年十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比将从74%升至77.1%，超八成新增城镇人口分布在都市圈、城市群[5]。随着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未来20年中国人口继续向核心城市集聚。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享受和发展型消费资料的需求增加，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更多在消费领域得到体现，而大型综合性城市通过消费集聚效应促进劳动力流入的作用更强[6]。因此，中国要建设区域生产和消费协作高效、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老龄化产业多样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巨大的人口规模相适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7]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它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作为引领共同富裕的支撑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有助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吸引国际企业入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拓宽居民获取收入的渠道，提高劳动要素报酬，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从而做大财富总量，优化财富分配。同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会产生辐射带动效应，进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缩小城乡产业效率差距，还能以城市消费市场带动和促进乡村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水平提升，刺激经济发展。因此，要建设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8]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规模稳步持续快速增长，人们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增多。消费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消费中心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流动人口众多、消费服务多样的特点。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升级，消费促使普通城市成为区域或全球的消费中心，城市功能也反过来影响着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由基础性消费向文化性消费过渡。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引导和扩大消费升级的载体和引擎，承载了更合理的消费结构，有助于平衡人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引导城市居民的消费价值观[9]，例如商务部将国际国内重大活动和展会数量、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和4A5A级景区数量等指标纳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评估，以支持服务文化消费等精神生活消费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0]有研究指出，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降低碳排放强度有明显正向效果，其影响可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实现[11]。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承载地，拥有高度集中的商业服务体系，通过第三产业的集聚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交通运输距离、增加就业人口；通过知识溢出与技术溢出使人力资本利用率得到提高，促进城镇化发展和高水平人才汇集。高水平人才汇集对城市生态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当地环境监管技术的进步，进而加强城市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和普及，促进绿色消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消费品、消费方式、消费基础设施上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能够满足人们对健康、闲适和美好生活的需求。当人们在城市的生活和消费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和掠夺就会减少，由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节约资源、节能减排的同时充分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要，引导居民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统筹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方面可以促进要素在各区域间的流动，优化产业布局，通过贸易开放增强区域间互动，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实现国内生产要素、企业和文化理念等的国际输出。另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联系全球消费市场，引致市场需求水平提升，扩大的市场规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更多产业向高附加值、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有利于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新技术、新理念的国际输入[13]。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联系全球消费市场的枢纽，是消费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是集聚全球消费者的大平台，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助推国家和平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既要抓好整合极化，通过打造国际化的增长极，发挥集聚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要抓好辐射带动，通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全球、区域和城乡的交易、交流和交往，带动共同进步，助力共同富裕与和平发展。

　　第一，城市总体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市经济规模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规模网络体系，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形成消费增长极，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推动消费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我国城市经济总量较高，但同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GDP排名全球40强城市中，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上海，其4.47万亿人民币与位列第一的纽约的7.58万亿人民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经验表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之前通常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如东京、纽约、伦敦不仅是国际性的消费中心，同时也是金融中心。因此，要提振消费，城市的总体经济实力也要提振。

　　第二，消费吸引力有待继续加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成为增长极，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游客具有强大的消费吸引力。缺乏差异性、特色化、“国际范儿”的本土品牌，以及与城市历史文化相融合的特色商圈和步行街，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消费中心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我国很多城市的实体商圈在国内拥有很高知名度，但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纽约第五大道等国际知名商圈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城市总体上对境外消费吸引力较弱，甚至国内出境游人数和消费额增速比入境游还快，消费外流现象较为突出。

　　第三，消费环境生态尚待同步完善。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维度下整合极化更为强调城市的绿色低碳和高效利用。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生态资源也是国际消费项目之一，是宝贵的可持续的消费资源，低质量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吸引消费者，然而，过去一些城市为加快现代化进程选择牺牲城市生态。同时，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被激发，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构建数字消费环境也是吸引境外购买力主要抓手。但部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还不够完善，商圈、步行街等缺少数字化消费体验，在基础设施上也不够人性化，与国际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不能同步接轨，缺乏国际吸引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主要表现在区域和城乡两个层面。一方面，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构建多层级的消费城市体系，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吸引来的消费流量分散到区域内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而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其强大的消费承载力和大市场效应整合各类经济资源，促进经济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和整合，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所产生的辐射带动效应，能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乡村产业发展，进而缩小城乡产业效率差距，还能以城市消费市场带动和促进乡村居民就业和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水平提升，刺激农村经济发展。

　　第一，辐射带动需要加强硬接软联。经济势能的向外辐射并不是“摊大饼”式的均匀向外，它总是向着阻力更低的地方更多的流动。减少辐射阻力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和腹地城市的硬接软联。即突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既要有强大的中心城市带动力，也要有运行良好的传动系统。尤其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要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的有机“软连”上下功夫，优先推进城市间轨道交通服务的公交化运营，调整各层级城市消费功能布局，加强不同城市之间消费场景的互联互通。

　　第二，辐射带动需要做好统一规划。纽约、伦敦、东京这类以城市经济为基石，强化第三产业的市场化导向发展模式，虽最终以适宜的城市场景吸引全球消费者，展现强大的城市消费承载力和包容性，但也引起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例如日本对东京“世界大都市”的发展定位，使得人才、发展规划、投资等资源更向东京集中，人口向“大都市”聚集，过度集中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要以政府统一规划为引导，与相邻城市共享城市资源，把多核心多层级的消费城市体系同都市圈、城市群规划相结合，分配各区域消费功能，以缓解人口过度集中现象，促进经济辐射和乡村现代化建设。

　　第三，辐射带动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相融。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层次性、品质化、国际化的特点[14]。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不只是在物质消费层面上产生示范效应，更要在精神文化需求层面进行牵引。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权表示，截至2021年，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备案博物馆6183家，但在国际上拥有知名度的文化项目却并不多。现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文化基础设施的简单供给，而在精神文化产品的高质量输出、消费者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感知体验方面发展不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满足。

　　由此，破题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要统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整合极化和辐射带动，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作为目标导向，运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有的放矢、补短板锻强板。

　　以创新为抓手，形成城市消费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和新环境。大力推动新型消费业态创新，加快培育文旅、体育、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新消费业态，提高业态融合发展水平，加快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消费场景。创新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实施审慎包容监管。定期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以及消费者的意见进行调查，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醒和约谈经营者、行业组织，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报道。对国际展会、文化、赛事活动入境人员提供签证办理等出入境和消费便利，释放团队旅游、健康旅游签证便利政策效应。推动境外人员住宿登记“网上办”，提升跨境支付便利化水平，稳妥推进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增加社会外币兑换服务点。建立统一、便民、高效的消费申诉和联动处理机制，优化入境游客消费维权机制，开通入境游客维权绿色通道，完善多元化国际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立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面向全球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全面对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加强中欧班列、中老班列、中越班列、沿江班列、南向班列的无缝衔接。发展国际物流、保税物流、供应链金融等，加快国际公路货运中心、国际邮件集散中心、跨境电商分拨中心等高能级物流平台建设。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方向，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中心，构建与相邻城市共享城市资源的发展格局，打造立体交通网，统筹布局物流枢纽节点，提升区域物流一体化发展水平，分配各区域消费功能，提高各城市间的消费动线效率。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内部外向辐射，优化由国道、省道和乡村或郊区道路共同组成的城乡交通网络，使郊区任何小镇都能与市区连通，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依托郊区农业景观、古代文化遗址、现代建筑，以及旅游、购物和休闲等消费场所，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传统优秀文化元素为主题创意设计购物节、主题公园、展会、艺术节等活动，强化金融、物流、交通、教育、医疗等产业合力共建。恢复、更新和建设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群和博物馆，打造一批“大唐不夜城”，丰富中国文化主题特色的娱乐项目，推进AI创新中心、数字文化产业园、文化创新科技园等项目建设。鼓励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和全新科技元素融入创意设计产业，因地制宜打造城市特色标签，营造演艺场馆、独立书店、咖啡馆等多元立体的创意文艺空间，提升传统影视、动漫游戏、音乐演艺等产业发展水平。支持发展餐饮定制、旅游定制、医疗健康定制、养老定制、家庭服务定制等定制服务，提升个性化、柔性化服务水平。

　　鼓励研发低成本的绿色生产方式，推动企业生产与科技结合，实现低碳生产，并提供可供选择的绿色低碳消费方式。以餐饮、旅游、文创、康养服务为重点，以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使“小散弱”的粗放经营向连锁化、品牌化、精准化、智能化升级，提升供给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逐步推广“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理念，实行合理适当的奖惩措施，推行绿色积分和绿色银行，鼓励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方式。提高商圈商业街街区交通体系的时尚度、便利度和智能化体验，加快区块链在商品溯源、跨境汇款、供应链金融和电子票据等数字化场景的应用，促进节能减排。政府要辩证看待城市生态建设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收益，打造社区公园、居民区、商圈等舒适的消费场景。从生产、生活和生态增强势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争取国际高端品牌的全球首发，打造国际高端品牌总部集聚地、零售形象地和物流集散地。支持首发、首秀、首展，完善首店经济产业链，提升首发经济活跃指数，完善消费品牌矩阵，加快消费业态迭代。对接国内外头部新零售品牌，大力引进时尚快消品、轻奢品类等零售消费品牌，形成消费标杆效应。支持发展反向定制、柔性制造、个性化生产，培育细分领域“小而美”国际网络品牌，打造全球爆款网络产品。发挥地方特色品牌优势，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巩固“老字号”声誉，鼓励老字号企业依托现代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牌受众。利用体育赛事、国际展览、美食文化等赛道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地消费，利用大型体育赛事，推广本地体育文化周边商品，举办富有本地主题特色的国际展览，推广本地品牌，并在国际交流中形成本地标签。

　　【本文作者为毛中根，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院长；叶 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居民消费发展的驱动机制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2033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绿色消费的内涵刻画、指数测度及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873107）研究成果】

　　[1]陈新年：《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疏解消费升级难点堵点痛点的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3期，第2429页。

　　[2]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2023年2月28日。

　　[5]任泽平、白学松、柴柯青：《中国人口流动预测报告2022版：未来20年人口将流向哪？》，本网，2022年6月7日。

　　[6]武优勐、毛中根、朱雨可：《城市的消费集聚效应影响劳动力流入吗?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85页。

　　[9]姜薇、刘士林：《消费中心城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8794页。

　　[11]任晓松、刘宇佳、赵国浩：《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4期，第95106。

　　[13]司深深、张治栋、徐醒：《产业转移、贸易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258个城市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9期，第119122页。

　　[14]王岩、秦志龙：《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红旗文稿》，2018年第18期，第2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