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镇大喜哥作为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她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新时代的巨变。

　　91岁的她说：“我还得努力。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力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这是一个老党员的责任。”

　　整个春天，她埋头书房，瘦了好几斤。谁都知道这一届孩子压力大。三年高中生活，两段网课经历，在经历两个多月的封控后，今年上海秋季高考统考又延期至7月7日至9日举行。在那些全城市民足不出户的日子里，长辈们努力保护她不受外界影响，四代同堂的屋子里，大家都想尽力不打扰她复习。

　　曾祖母说：这一次上海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了你从中学习和思索的机会。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接班人，国家培养你们，你们将来也要为国家做贡献。

　　曾祖母说：我们小时候是文盲，受苦受难，因为才能读上书，改变命运。她说她见证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新时代的巨变。她还说：人生就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你要有信心克服眼前的困难。

　　曾祖母还有很多想说。但少女知道，关键不在于老人说或不说，而是看老人做了些什么。即便在今年疫情最困难的时段，老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为社区里其他没能买到菜的老人提供帮助，并鼓励自己的孙辈投身志愿者服务。

　　对这个家庭来说，曾祖母的存在就像一块令人安慰的磐石。如果见过了这座城市风风雨雨的曾祖母不慌，那大家就都不乱。

　　因为，黄梦菡的曾祖母是一代上海人都知道的纺织女工的代表，是无数中国人都认识的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

　　黄宝妹： 对，那天是2019年11月2日下午，那时黄梦菡刚考上杨浦高级中学上高一。我们在杨浦滨江看见了。

　　也正是在那一次见面中，我向介绍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见证了上海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到无比自豪。鼓励我多向年轻人讲一讲，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说我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我后来让曾孙女重复了三遍，我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但我觉得自己还担不起这九个字，我还得努力。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力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这是一个老党员的责任。”

　　解放日报·上观： 杨浦滨江如今变化非常大，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快不认识了。如果要挑选一个人讲解这里的变迁，的确您是合适人选。这里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过去就是您上班的国棉十七厂吧？

　　我小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日本人的裕丰纱厂。那时候上班辛苦。我才14岁不到，比现在的黄梦菡还要小得多。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晨4点钟就要起床。第一次上工是一个冬天，凌晨4点，寒风那个呼呼吹啊，抬头看天上还有星星。

　　由于当时庆定线的官渡被日军破坏而停航，因此我走到浦东庆宁寺摆渡口后，只能坐民间私渡，也就是小舢板摆渡去杨浦。

　　工厂女工的白班是早晨6点到晚上6点，晚班是晚上6点上班、次日早晨6点下班。最开始上工的那几年里，我几乎没见过太阳，真的是叫披星戴月。上下班还要被抄身，心里恨得很，但也没办法。

　　解放日报·上观：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纺织工人的工作有些陌生了，当时您具体的岗位是什么？

　　黄宝妹： 一开始是在细纱间学接头，后来开始做挡车女工。车间里一台台机器非常高，中间有走道。走道的一面有200只锭，两面共有400只锭子，每一个都在飞速旋转。我们的工作就是看到哪里有断头，就要马上接上。

　　第一次走进去，光是跟在师傅后头来回照看两边，很多人就紧张得满头是汗。女工们手指的皮都被纱磨破，勒出了血。而且，过去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拿摩温（工头）拿着铜棍子，看到有工人动作慢的就用棍子狠命敲手。

　　我总是被安排到差的机器前工作，后来人家问我为什么我的手法最快，就是那时候被逼出来的。

　　黄宝妹： 我们吃得很节省的。每天从早站到晚，中午机器也不停，女工就轮流去吃饭。大家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粥、萝卜干、馒头，无非是这些。如果动作慢，吃到一半回去干活，等回来时饭盒就都落了一层白棉絮。每次回到家，父母都心疼我，让我多休息。我总是说：“不怕，我能吃苦的，我吃苦吃惯了。”

　　我小的时候，在浦东高桥，世道很乱，家里又穷，全家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为了多赚点钱，我爸爸沿街叫卖豆腐，妈妈生好大弟弟才三天就去给人当奶娘，就为了多赚一点钱。别人家的孩子吃上了我妈的奶，我的大弟弟却没了母乳，一直哭，哭坏了眼睛，最后病死了。

　　我妈妈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到最后活下来的只有3个孩子，我成了老大。作为大女儿，当然就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和小弟弟。我12岁时，和妈妈一起去东海滩挑盐，赤脚踏着海水，挑一担20多斤的盐回家。第二天也是4点多起床，挑上盐再赶10公里路，到高庙卖盐。

　　起初，我妈妈和我一起去，后来为了让弟弟妹妹有人照顾，我让妈妈在家，我一个人去挑盐。因为太累、太热，有时是因为太饿，我好几次在挑盐的路上一头栽倒。我妈心疼我，哭了。但我不哭的，换来的钱就能给家里添点米、买几块高桥烧饼给弟弟妹妹吃。我能做事，我很高兴。

　　解放日报·上观： 您后来搬到了杨浦滨江来住，也是因为在纱厂做工的缘故吧？

　　黄宝妹： 是的，应该是1945年，我们一家从浦东搬到杨浦居住。我妈是为了照顾我，让我不用再每天摆渡，多睡一会儿。我们家就安在定海桥贵阳路，很小的房间，只有十来个平方米大，差不多就是一间草屋子。

　　黄宝妹： 哈哈，对啊。我听我妈的话。她看准了住在一条弄堂里的小伙子。我们请两边亲戚吃了饭，就算婚礼了，那是1948年，我才17岁。也是那个时候，我们隐隐感觉到，旧社会要结束了。

　　黄宝妹： 当然，不会忘记的。1949年5月27日那天，上海解放了。像天降神兵一样，上海驻满了解放军，他们露宿街头，待人和气。

　　我那天正常上班，听到黄浦江畔响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我和工友姐妹们手拿小红旗，跑到马路上迎接解放军。当解放军来到工厂后，工人们都拍手欢呼。

　　那时候我多大？我也才18岁，正是如今要准备高考的黄梦菡和她的同学们的年纪。对我们来说，也是人生完全改变的开始。

　　几天后，军代表来厂里宣传的政策，宣布废除拿摩温和抄身制。工人们自己推选班长，大家翻身成了工厂的主人。我们工人都把满腔热情投入积极劳动中去。因为再也不是为日本人干活，也不是为资本家干活了，我们是在为自己织布！

　　解放日报·上观： 听说您是织布好手，不看表就能知道时间，不用秤就能知道皮辊花的重量。棉纤维这么轻的东西，怎么能知道重量？

　　黄宝妹： 熟能生巧嘛。以前我们每天下班前，都要将棉纱断头产生的皮辊花收拢，放在围裙口袋里，再一起拿去称重，用来分析哪一道步骤有问题。我每次交出去之前，都在手里称一称。平常，把一堆堆称好重量的皮辊花带在身边，上下班路上掂，晚上在家也掂，这样就有手感了。

　　1950年，我生了儿子，我妈妈和我老公都很好，包揽了所有家务和小孩的事，都特别支持我去工作。他们对我说：时代不同了，你追求进步，我们都支持。当时，我一人可以照看800个纱锭，创下全厂纪录。195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黄宝妹： 对。1953年起，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这一年，全国总工会第一次评选全国劳动模范，那年我22岁，评上了全国劳模，对我来说很光荣。

　　但我想，这份荣誉更是属于所有纺织行业的工人。我这么一个解放前字也不认识、饭也吃不饱的女工能当劳模，全是带给我新生活。

　　黄宝妹： 我们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去北京参加劳模群英会。那时京沪铁路是单轨，南京长江大桥也还没有造呢，光过长江就花了6个小时。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路上从车窗往外看，看到许多农民在田地里光着膀子干活，没衣服穿，皮肤晒得通红，孩子们也没什么整齐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当时心里就想：好好劳动，好好工作，不单是报恩感恩，纺织工人还有责任让全国人民穿上新衣。

　　几年后，我在参加大会和活动时见到了毛主席，当时激动得眼泪直流，嘴里喊着“毛主席”，所有人在拼命鼓掌。毛主席接见我时，他说，纺织工人很光荣，让全国人民有衣穿，责任很重大。

　　解放日报·上观： 当了全国劳模后，用现在的话说，您成了“顶流”—— 您曾先后7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3次出席国际会议；8次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的接见。从1954年到1957年，《人民日报》47次报道了您。当时，也出现了许多别的机会和道路，但您还是选择继续当工人。

　　黄宝妹： 26岁那年，组织任命我当干部。可坐在办公室没几天，我自己找到上级部门要求回车间，回到一线岗位。

　　解放日报·上观： 谢晋导演还给您拍了电影，就叫《黄宝妹》。您成了那个时代的工人明星和偶像。

　　黄宝妹： 明星谈不上。这一切都是党的培养和厂里同志们、小组一起努力的结果，我个人没有什么。

　　1958年，周总理来上海视察时指出：上海的劳模、英雄很多，电影系统应该拍一部反映劳模题材的电影，以真人真事纪录片的形式。于是同年，谢晋导演就来我们厂里拍了我，有了纪录电影《黄宝妹》。

　　解放日报·上观： 影片以一位编剧寻访黄宝妹为线索，讲述了国棉十七厂的黄宝妹小组学习郝建秀先进经验的故事。扮演编剧的张庆芬后来回忆：“在拍戏的时候，纺织工人最担心重拍，她们常说：‘拍坏一个镜头不就等于出废品吗？浪费了国家的钱，真有些心痛呀！’”

　　张庆芬还记录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拍摄黄宝妹帮助小组女工们消灭纺纱白点的一场戏。戏的规定情境是：小组向全厂提出了保证五个钟头消灭白点，四个钟头已经过去了，全小组还剩下最后一个技术差的女工没有达到要求，黄宝妹正在帮助那位女工提高消灭白点的技术水平。

　　根据剧本要求，在场的女工们都要表现十分着急的神情。导演也要求黄宝妹做出非常着急的表情来。但是您很谦虚地对导演说，这不妥当，因为在生产中遇到这种情景时，尽管内心很着急，但绝不能露在脸上；相反，是要控制自己，并且要尽量安慰、鼓励对方。如果自己一着急，对方一定会更紧张，更难以掌握消灭白点的技术了。

　　黄宝妹： 是的。真的，在生产中，你关心的就是不要浪费，不能出废品，但同时也不能把着急露在脸上。

　　解放日报·上观： 影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说：“神话里最会纺纱织布的是七仙女，但仙女是不存在的，真正的仙女是我们的纺织女工。”据说，因为在谢导的电影拍摄过程中表现出色，当时有人提议，让您去艺术院校进修，从而走上专业演员的道路，但您没答应。

　　黄宝妹： 哈哈，因为我就是普通女工，纺织业才是我大有作为的本行当。平平淡淡才是真。

　　解放日报·上观： 但您也是爱美的。您曾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活动。回国后，您也做了布拉吉（俄式连衣裙），还烫了头发，1959年在去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您又穿了旗袍，据说一下子为上海的女性带来了新时尚。

　　黄宝妹： 对，工人也不都得是苦哈哈的形象。劳动是美的，创造是美的。到捷克开会的时候，让我代表中国发言。发言后，许多外国人说，中国工人真漂亮。

　　解放日报·上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后，您开始担任厂工会副主席，主持生产工作，直到1986年退休。

　　1991年，上海市总工会对全市7000多位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劳模称号的离退休劳模进行调查发现，一些退休早的劳模经济情况不好，家庭负担重，心里也感到失落。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您在上海市劳模协会的帮助下，牵头帮助了其他老劳模。

　　黄宝妹： 时代不同了，许多岗位也发生了变化，但劳模精神永远是城市共同的财富。到了2006年，我才算彻底退休。不过，我一直觉得，工作可以退休，但党员身份可没有退休。

　　黄宝妹： 我住在杨浦区大桥街道，这里很多人都叫我“黄妈妈”。最近几年，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就去给年轻人上课。我加入了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工作室，给观众讲讲党和国家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人的奋斗故事。我还在B站的“老杨树宣讲汇”直播间当主播，还很受欢迎。

　　我今年91岁了，我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不能忘本，要饮水思源，要对社会有所奉献，要创造价值。

　　黄宝妹： 我很好，大家都很关心我。年轻的同志还专程来给我送菜。我疫苗打了两针，但年纪大了，不能再出门当志愿者了，我就让孙子孙媳妇出门去当志愿者，我给他们鼓鼓劲。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社区里的老人都买不了菜，我就尽自己力帮他们买点菜、送点吃的。我也和曾孙女聊聊天，给她鼓鼓劲。

　　黄宝妹： 去年我在北京获得“七一勋章”的时候，梦菡在上海看，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记者采访她，她说了一段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话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正因为老一辈党员同志筚路蓝缕、吃苦耐劳，才有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守护前辈的奋斗成果，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请党放心。”

　　她确实让我蛮放心的。她读书也蛮用功的，现在这个年纪，正走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希望她能考上大学，好好学习，实现理想，为国奉献！

　　他们这一代过的生活，比起我小时候，那真的是好太多太多了。但这“好太多太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人不断奋斗努力创造的。我们经历了历史，要告诉青年，我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我们手里的这一棒，要交给青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还要一起努力。

　　黄宝妹 曾是上海市国棉十七厂的纺织工人，20世纪50年代被评为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多次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接见。 2021年获“七一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