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的夏天演员表我首先要谈论的人类面临着两个或者三个迫在眉睫的危机：首先是地球本身的危机。它最具体最切近的表现是气候变暖。如果再不进行有效干预的话，地球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关于这个将来的时间，从几十年到一两百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如果不采取行动来控制气候的话，这个奇点肯定会到来。

　　另一个危机是人类本身的危机。它的表现是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的智力，从而对人形成压倒性的控制。人工智能或许会导致对人的真正奴役，也有可能彻底消灭人类——这点并不像气候变化那样确定无疑，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可能性。正是这两个危机导致了新的充满悲观色彩的。当然，还有战争的危机。不过，人们不太相信地球上的所有人真的愿意通过武器屠杀而同归于尽——尽管局部的屠杀从未从地球上消失。

　　关于第一个地球危机的问题。这或许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那个时候人们对大地或者自然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自然可能是一台僵死的毫无灵魂的机器。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地球中可能蕴含着神明、灵魂、魔法或者人格。而一旦将地球看作是一台机器，人们就会将它和人对立起来，看作是人的一个异己之物，这是主客体分离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肯定和证实了这一点。人和自然分离，“我”从自然中突出，“我”就占有一个特出的位置，“我”因此和世界万物对立起来。这也是现代主体哲学的奠基过程，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轫。在此，万事万物都要参照“我”来获得说明和认知，万事万物本质上是“我”的客体和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自然和大地成为“我”的对象，“我”的观看图像，世界变成了“我”的图像世界，“我”是在自然面前和自然保持距离的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这是探究自然的哲学前提。

　　同样是在十七世纪，数学和物理学开始兴起，这使得人有能力对自然进行计算和测绘，能够把握和控制自然。计算关系成为人和自然最重要的关系。自然不仅被对象化了，还被计算化了。随后，实验仪器等技术工具的发明和运用，使得人们可以对自然进行开垦和征服，这是物质意义上的开垦和征服——这就是对自然的分离、计算和开掘的三个过程，它们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三位一体。这就是十七世纪面对自然的新观念和新态度：笛卡尔主体哲学的诞生（人和自然的脱离对立），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起（人对自然的计算和测绘），以及实验仪器（技术工具）的运用（对自然的开采技术）。它们构成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环节。启蒙的核心就是祛魅，既抹去上帝和权威的神圣性，也抹去自然的神圣性，这样就可以对自然进行征服和利用，而这种征服和利用是无止境的。这也就是欧洲从十七世纪开始逐渐完善、笃信的文化系统和观念系统。人从此栖身于这个系统中并被它所控制。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一个总体性的现代性座架，一个“主体-科学-技术”组装而成的对大地的宰制框架。

　　经过十八世纪康德理性哲学的推进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扩张，这个框架变得牢不可破。直到今天，技术以加速的方式进展，人们对大地的开垦也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地球难以承受这样的开掘方式，它导致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气候变暖。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第一个危机：地球的危机导致人的危机。

　　第二个危机是人类本身的危机。人工智能是否对人类构成威胁还存在争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一百年前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对这个问题的隐含看法。

　　生命冲动是生命的起源，它跟能量有关。它“就是一种使生命得以发展的内在冲动，其形式越来越复杂，其最终目标越来越高”。柏格森强调生命冲力会导致新的更高级的生命不断出现。从最原始的无机物到有机物到植物到动物，一直到人，都是这同一种生命冲力的结果，这种生命冲力总是冲破既定的障碍而产生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将这种不断产生新的生命的进程看做是一种进化。但如何进化呢？进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分化。“生命从起源开始，就是同一个冲动的延续，它分成了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具体地说，生命冲动发展和创造到某一个状态，就会出现障碍。而要突破障碍，这种冲动就只能爆炸和分化，只有爆炸式的分化，才能继续发展；就像一阵大风吹过来碰到了一堵墙它就会分散：有一股风停下来，还有另一股风会向墙的边缘散碎、分化，继而才能继续向前流动一样。这散碎分化的风（冲动）产生了另一种生命。具体地说，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它们也在不断地分化：无机物和植物的分化，植物和动物的分化，动物内部的分化；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的分化，以及最后人和脊椎动物的分化。理性的人就是通过和脊椎动物的分化而诞生的。

　　柏格森认为，这种生命冲力是没有尽头没有目的的，这就是生命永恒的绵延。如果是这样，人就不会是生命的终点，生命冲动还会冲破人这一障碍。这也就意味着还有一种更高级进化生命会和人分化，会冲破人的智能这一障碍——或许人工智能就是这一新的生命。它似乎正在和人的智能发生分化，就像人和脊椎动物发生分化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工智能一定会征服人的智力，就像人一定会征服动物一样。

　　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的著名主奴辩证法来讨论人工智能和人的关系。人工智能开始是作为人的工具而被发明的，也可以说，它是作为人的奴隶而被人发明和使用的。人开始作为主人培训它，它学习了主人教会给它的一切，它帮助人这样的主人完成了一切，它逐渐地胜任一切工作，它比主人更好地完成工作，而主人则每天躺着睡觉，无所事事，主人在呼呼大睡中变得越来越愚蠢——他失去了记忆、知识和潜能。看上去是主人在支配奴隶，但是，很快主人就发现，他无法离开这奴隶，他什么也不会，他的一切要依靠奴隶，他不得不依靠奴隶。他最后被奴隶支配，奴隶比他更聪明，奴隶最后获得了主人的位置，而主人则变成了奴隶。人工智能和人的关系就符合黑格尔这样的主奴关系的辩证颠倒。在此，人在这里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奴隶，人无能为力，人空空如也，人最终会被他的潜能外化出来的人工智能所奴役。他不是十九世纪大机器时代的资本家的奴隶——马尔库塞分析的是机器上的工人变成了机器所有者资本家的奴隶，大机器技术使得他们具有奴隶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是另一个阶级的奴隶。而将来，整个人类，将自身的潜能最后现实化的人类，都会变成奴隶，变成人工智能的奴隶，而且可能是会被彻底灭绝的奴隶。

　　这就是新的“人之死”，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就不断有人宣称人之死：一种是福柯意义上的人之死，作为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人之死，积极的充满活力的人之死，他死于一个系统性的、压抑的结构主义潮流中。这是传统的有关的人的观念死掉了，传统的人文学科对人的想象和建构死掉了，康德发明出来的人类学死掉了。在此，死去的不是真切的人，而是关于人的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所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地球的毁灭导致的人之死，这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之死。最后是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人之死。后两种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死亡，而是人本身之死。如果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是技术促使人诞生了，技术促使人之为人，没有最初的技术，人们不可能存活下来。而现在，似乎技术也会让人死亡，技术可能使人终结。如果说欧洲曾经有过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的话，今天，还可能存在一个由技术导致的现实化的。

　　现在，这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生。一方面，人类的智力都在拼命地找到药物拯救人，基因技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它们的目标是试图让人不死，让人永活；在此刻，对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是人类最紧要的技术取向，这就是让人活下来的技术意志；但是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智能还在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发明杀人的武器，人们竭尽全力地去寻找有效的杀人的技术，人们已经发明了能迅速地消除整个地球人口的核武器。越是技术发达的国家，越是讽刺性地同时致力于救人和杀人的技术。这就是技术的两个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杀人，一方面是救人。这两种技术的追求，从根本上还是来自于霍布斯的战争原理以及福柯的生命政治：人们想要让自己永活，就要有效地杀死对手和敌人——这是人类对技术的运用最诡异和最不可理喻的结局。这也是药的技术和武器的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战场上的士兵一边拿着枪一边拿着药。

　　无论是大地的危机，还是人工智能导致的危机，都是技术导致的。我们怎样思考技术呢？人和动物的差异就在于人是有技术的动物，动物没有技术。技术是人特有的能力。但技术又是什么呢？技术实际上是人的潜能的外化。人的潜能的现实化就体现在产品和技术方面。人和动物的差异就在于人有潜能，而动物没有潜能，正是因为人有这种潜能，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实现自己潜能的历史。一旦潜能转化为现实，它马上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潜能。它需要继续实现，继续转化为现实，因此，任何一个潜能得以现实化的就不是一个最终完成的现实，它还是新的潜能，它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也就是说，技术还会进一步地发生变革。人就是一个不停息的潜能化过程，也是一个不停地技术化的过程——这也就是人类的历史。

　　我们甚至会发现，技术总是会升级，总是会进步，必定会进步，总是能够解决问题。人们有一种技术信念，实际上意味着人相信自己有无穷无尽的潜能。人们总是相信能够攻克技术难关。人总是能找到各种药物治疗疾病，总是能够发明更新式、最新式的武器去杀人。这既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经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人，即，现代人就是潜能不停地现实化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人，即现代技术的实现和应用阶段的人。

　　但是，这样的现代人的潜能以及现代技术的潜能都到达一个奇点、一个临界点。这就是，技术可以轻易地毁灭人类。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可以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有两个意义上的潜能：一个是去实现的潜能；一个是有潜能但不去实施的潜能，即不做，不实施的潜能，让潜能保持着潜能的状态。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潜能，即有能力去做去实施的潜能，和有能力但是不去做的潜能。一个音乐家有弹奏的能力，他可以去弹奏，也可以不去弹奏，他弹奏是去实现它的潜能；他不去弹奏，是不去做、不去实现、不去行动的潜能。也就是说，我能做，但是我不去做。就此，潜能是两面性的：去做的潜能，存在的潜能；不去做的潜能，非存在的潜能。它们是一体两面。

　　虽然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潜能总是应该现实化，现实是潜能的目标。他更看重的是去实现的潜能，去现实化的潜能。潜能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可以现实化，如果潜能不实现，潜能就没有什么意义。现实化是潜能该有的命运和目标。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潜能一旦现实化了，潜能也就被耗尽了，潜能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潜能如果要保存的话，潜能如果还要维持的话，就应该非现实化，就应该让潜能保存自身和维护自身，也就是说，让潜能不去做，不去实施，不行动。这就是非潜能。“如果潜能永远只是做或者是某事物的潜能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经验到它本身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说，人类潜能的伟大就在于，它首先是不行动的潜能、不现实化的潜能。让潜能保持一个隐蔽和黑暗的状态。让潜能不现身。也就是说，非潜能不是不能，而是能够不，能不，是不付诸行动的潜能，是有能力做但不去做的潜能。

　　但是，对阿甘本来说，正是这种“不实现的潜能才是真正的潜能”。阿甘本正是在亚里士多德不太重视的非潜能的地方起步。对他来说，在潜能的双重结构中，不做的潜能、非潜能才是决定性的。非潜能更具有始源性。为什么非潜能是始源性的呢？为什么非潜能是真正的潜能？或者说，除了它们都属于潜能，是潜能的一体两面之外，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潜能的关系？在阿甘本的著作中，他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说潜能是有颜色的，更准确地说，丧失的潜能、不做的潜能是黑色的，也可以反过来说，“黑暗的本质就是潜能”，“如果光像他在其后补充的那样，是活动中的透明的颜色，那么他将黑暗，作为光的丧失，定义为潜能的颜色，就不为错。不管怎样，正是这唯一且同一的性质，一会儿呈现为黑暗，一会儿呈现为光亮”。黑暗不是没有颜色，而就是一种颜色，只不过是没有显示出来的颜色。

　　这正是潜能的特征：潜能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一种能力，存在的一种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施展出来而已。也可以说，潜能是黑色的，黑暗的本质是潜能，就意味着这黑色没有敞开，没有照亮，没有澄明，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遮蔽的，就是闭锁的——如果没有它的不做的潜能（黑色的闭锁），做的潜能就不可能（澄明的敞开）。我们也可以说，大地具有潜能，具有潜能的两面性：闭锁和敞开。闭锁就是大地的泰然任之，就是它的不为所动，就是它不敞开，不现实化，不施展；反过来，敞开就是现实化，就是照亮，就是完成，就是实现。这种敞开和闭锁相互依赖、相互对立，就是世界和大地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就是一种亲密的争执。闭锁和敞开，这是大地的潜能的两面。一个是不作为的潜能，一个是去作为的潜能；大地的不作为的潜能，大地的闭锁和隐藏，大地的遮蔽，就意味着大地是黑色的；大地的敞开和澄明，就意味着大地是白色的，就是澄明的世界。而真正的潜能就是大地的闭锁、大地的泰然任之，就是大地的黑暗，就是这黑色的潜能，这也是决定性的和始源性的潜能。大地的封闭黑色就是潜能的一般颜色。大地体现了潜能的始源性，体现了不去做、不行动的潜能。大地的澄明，大地打开后的世界，就是显现和实现的潜能，就是白色的潜能。

　　我们用老子的说法可以做同样的回应：“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白是显现的可见可知的，而黑是不可见的，它更加保守，更需要保守。只有保守住这不可见的黑，只有保持黑，保持无，保持不可见性，保持潜能的不，才会导致可见的白，才能显现。也就是说，只有不做，只有遮蔽，才可能做，才可能打开，才可能显现，这是一个天下式，一个一般的规律，一个普遍本体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只有先不做，才可能做一切；只有先不动，才可以自由地活动；只有先隐藏，才可以自由地显现和打开。这也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大的声音是沉默，最大的形象是隐藏。

　　但是，今天的人已经遗忘了这后一种潜能。人们在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观念下纷纷发挥去做的潜能。正是潜能的加速度催发，导致了地球被过度开垦，人工智能被过度运用，从而导致了人类的危机。或许，今天最迫切的任务不是去开发潜能，不是将潜能最大化地施展，而是应该唤醒那种不去做的潜能，唤醒那种更始源的潜能：让潜能维系在纯粹的潜能状态，让潜能保持黑色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