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的故事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推出新著《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从该书“前言”可知：作者自2003年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退休以后，就开始践行“走走党史”的理念，至2013年已将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实地考察了一遍。这本书就是他在这十年“长征行”基础上形成的学术结晶。在书中，作者对长征的基本内涵、战略转移的系列决策、落脚陕北的最终确定等七组长征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个性考察和学术解答，厘清了长期以来长征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模糊认识，有助于我们对长征若干热点问题的再认识。

　　一提到“长征”，大多数人脑海里的第一反映就是“二万五千里”“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和流行语。但是，这个“二万五千里”事实上指的仅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里程。从表面上看，长征里程问题不过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问题，可是深究起来却会发现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即便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史实也曾一度受到质疑，比如前些年就有两个外国人在重走长征路之后放言道：“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据此，有人竟提出了诸如“长征的里数是虚构的”等错误观点。另一方面，由于以往突出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宣传从而强化了“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观念，致使全面完整意义上的“长征”概念尚未成为大众化认知。为了弄清这个基本问题，作者在本书中重构了全面完整意义上的“长征”范畴，其内容主要包括：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长征里程是“六万五千里”、长征基本内涵包括“三方面斗争和博弈”。

　　所谓“3+1”的长征，是指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是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红军三大主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里的“3”，是指红一、二、四方面军，“1”是指红二十五军。

　　所谓长征是“六万五千里”，是指四支红军长征的实际总里程达到“六万五千里”，即除了红一方面军进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外，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行程达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程达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程约1万里。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指出：“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因此，“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比较完整”。

　　所谓长征基本内涵“三方面斗争”，是就中国人和红军作为主体在长征中所开展的斗争内容而言的。作者把长征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三个方面的斗争和博弈，即：一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中以中央红军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二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中国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这突出地表现为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三是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在这三方面的斗争中，中国人和红军战士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从而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

　　社会上对为什么进行长征这个基本问题，仍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这集中表现在对两个问题的追问上：长征是不是完全可以避免？长征是不是毫无准备的“仓皇逃跑”？不把这个基本问题讲清楚、讲透彻，就会影响人们对长征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在本书中，作者有理有据地对这方面的模糊认识进行了辨析和澄清，特别是对一个常常被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个重要问题就是：“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不加区别。”

　　一方面，作者深入分析了长征之前的中央苏区由盛转衰和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原因。长征之前，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曾达到13万人；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那么，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怎么几乎丧失殆尽了呢？对此，作者分析道：从党的指导方面言，这主要是“左”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不仅将排挤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可以说，这种分析最有说服力，因为作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抓住了人这个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作者深入分析了做出战略转移决策的必要性。在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后，中国面临着“怎么办”的生死拷问，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对此，作者分析道：“前者说白了，是死路。进行战略转移，从理论上说是活路，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图发展。”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前者要否定，对后者要肯定。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也是错误的。”这样，作者把进行长征的原因与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进行了清晰的区分，可以使人眼明心亮、豁然开朗。

　　至于那种所谓长征是毫无准备的“仓皇逃跑”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作者在书中对此列出了多条有力证据予以驳斥。特别是作者提供了一则近年发现的我党情报人员向中央苏区传送“铁桶围剿计划”绝密情报的史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和印证了当年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不但是有准备的，而且作出战略转移决策是正确的。

　　长征历时两年多，从政治上讲是中国的一次历史大转折，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一次历史大变局。其间，党中央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发生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经过坚决斗争，最终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长征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根本的组织保障。然而，长期以来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模糊认识。在本书中，作者对“领导核心”“密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立场和科学态度。

　　所谓“领导核心”问题，即遵义会议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曾说过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时，并不是“一把手”，但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对此，作者分析提出：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论，即不应从形式上看问题，而应从实质上看问题。周恩来在对博古的那次谈话中说过：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到了实质。这个领袖无疑应是。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为党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转变”。

　　所谓“密电”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热点。其焦点集中在：一是有没有1935年9月9日的“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对此，作者在“长征行”过程中专门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一些实际情况，并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三个富有说服力的重要观点：其一，应当承认有“密电”，“人证”和“物证”俱在：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张国焘“南下”思想的电报很多。其二，关于“密电”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没有文献根据，其核心内容以1937年3月在会议上讲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为准。其三，“密电”说法会给人产生误导，提议改用“九九电报”之说，不要再使用“密电”表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共党史学家，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在书中分析“密电”问题的过程中还鲜明地提出了党史研究应汲取的教训和应注意的倾向，主要是：其一，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戒律。其二，对于所谓“密电”问题，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其三，研究党史不能本末倒置，防止出现“猎奇”“炒作”的倾向。作者严正指出张国焘在长征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二是坚持“南下”路线，使红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密电”只是坚持“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不是“本”，而是“末”。应该说，作者概括提出的这些“戒律”和“教训”堪称学术研究的“真经”，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