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乐丝袜复旦大学校史馆的“复旦英烈墙”上，红色五角星嵌中的花圈图案下，有这样三行文字——邹泽沛（1916年—1941年），四川江津人，中国党员。1933年9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1941年7月在狱中病逝。

　　校史馆除了简短的文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笔者走访了江津龙门场邹氏家族，又查阅上海市青年运动史、上海市党史和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资料，终于，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展现在眼前……

　　1934年，21岁的邹泽沛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入学后不久就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教联”，接着入团。

　　邹泽沛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潮，策划。邹泽沛常到街上进行宣传演讲，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很快就会吸引一大群市民倾听，并赢得阵阵掌声。

　　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及唐英之等3位团员接上关系。不久，正式成立同济大学团支部，邹泽沛对团支部工作进行了认真安排和部署。

　　这一年，邹泽沛给老家寄来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旦读书，很认真，也很辛苦。一张照片是身穿白色漂亮的学生装，手扶着一辆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家人，他在上海的条件是很好的，请家人放心。其实，外地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根本没有读书，而且参加了“乱党”组织。

　　不久，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团委，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1936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邹泽沛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活动，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

　　1936年4月1日晚，这是一个漆黑的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

　　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闸捕房里。其实，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身份，同时也为了抢功，就没将他们引渡给警察署，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

　　由于邹泽沛语言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4次提讯，他们的口供都一致，当局找不到一点破绽。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重要分子，煽动工人、市民阴谋推翻租界的统治，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处8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为李文新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他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广泛听取意见。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同难社”。他们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狱中团支部，二人还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狱方是很害怕犯人进行政治活动的，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以外，其他内容的书都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同难社”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的要求。经过若干次的斗争，狱方终于同意他们的“读书要求”。犯人家属一开始以送《三国演义》等书作试探，然后就有计划地送哲学、经济学等书籍。这样，十多种进步书籍，陆续被送牢中，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等。这些书在狱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老家龙门场沱湾街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表弟”，写信人自称为“表兄李文新”，信中说他正在狱中。邹泽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笔迹，此信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邹家人忍受着悲伤，寄钱到监狱。父亲得此消息，心痛不已，于三天后溘然而逝。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坚持着斗争。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敌人发现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头头”，对他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总使出各种伎俩折磨他。

　　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咳出血块。

　　1941年7月的一个深夜，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牲，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邹泽沛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