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之紫莲圣人通过搜索引擎，几十个高流量关键词条及其内容成了“热搜”，反映着一段时间内各领域的热点，并产生持续影响，从虚拟网络作用到现实生活。由忻钰坤执导，杨薇薇编剧，周冬雨、宋洋、袁弘领衔主演的电影《热搜》近日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知名自媒体从业者陈妙发布了一篇关于涉嫌校园欺凌的文章，导致涉事女生遭网络暴力跳楼自杀。陈妙得知真相后悔恨不已，与真正的施暴者展开了一场艰难的网络舆论战。

　　谈到《热搜》的创作初衷，编剧杨薇薇说：“当下我们共同经历着一次次网络舆论事件，共同感受着一次次冲击和情绪的起伏，也有过揭秘之后的恍然大悟。所以我们想做一个还原共同感受、共同经历的电影，以热搜制造者的角度讲述一个虚构的社会事件登上话题榜的幕后故事。”

　　十年电影编剧生涯，杨薇薇始终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她说：“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核心想法，就是非常想做好电影，想做有人文关怀，有现实关照，又能取得好的市场成绩的电影。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继续创作下去。”

　　杨薇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导演专业。上学时，除了导演课程之外，还有剧作课程，老师会教怎么写影视剧的剧本。“我自己拍过短片，做过策划，写写广告文案，给电视剧当过‘枪手’代笔，但电影在我心里始终占据了一个特别神圣的位置。”

　　顾长卫导演拍摄《立春》，杨薇薇幸运地获得了实习的机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电影行业。“经人推荐我去《立春》剧组应聘，做演员副导演，其实就是打打杂,见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剧组房间里有一块白板，我先熟读剧本，把所有的角色写在白板上，把自己能想到的演员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上面，相互作匹配。我们还拿着照相机去北京的几所艺术院校选演员，跟来试镜的人聊上几句，然后找一处白墙，给他拍张肖像照。”

　　剧组的氛围对她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所有人都希望拍摄顺利。可能因为现场需要换一只杯子，全剧组的人就立即疯跑着去找。也许拍到的只是杯子的小背影，可能在剪辑时连这个小小的背影也不会保留下来。如果不是身在其中，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看着一群人坚守着理想，为之激动疯狂、振臂高呼，我也受到鼓舞，情不自禁想要加入进来。”

　　制片主任跟杨薇薇签了合约，她一直跟到电影的后期。“我觉得要学就学全套，《立春》是胶片电影，这个经验特别珍贵。”与顾长卫导演熟了以后，杨薇薇毛遂自荐，说自己想做编剧工作。导演就让她看到好的小说推荐给自己，有一些别人发来的小说或剧本，也会让她先看一下，写一写自己对这个作品的判断。

　　杨薇薇改编创作了《最爱》的剧本初稿，这是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顾长卫看过后比较认可，找杨薇薇来开会。“开会时顾老师说的话我都记了下来，当时可能并没有完完全全地领会，慢慢地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包括他说的电影感，怎么更准确地用视听画面取代台词，台词怎么写才能更精准。后面我做电影剧本时，一直在不断地用这些话来提醒自己。”

　　拍《最爱》是杨薇薇第一次全程跟进一部电影，从最初的构思、剧本的撰写到电影的筹备、开机，直至上映，这让她对一部电影的诞生过程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之前她和同事一起去采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去体验生活，做一些田野调查，让她意识到防治艾滋病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不要歧视艾滋病病人。在这个立场上，她策划了反歧视公益纪录片《在一起》。“《在一起》真实记录了我们通过网络进行全国寻访，请来愿意参与拍摄的感染者，讲述他们的经历与困扰。所以我们和别的幕后纪录片不太一样，不仅仅是为了宣传电影，也是希望大家能消除艾滋病歧视。”

　　2019年，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悬疑片《误杀》在贺岁档期间大放异彩，以13.31亿元的成绩刷新了华语犯罪剧情类型片的票房纪录，成为改编电影的标杆。

　　《误杀》的第一编剧杨薇薇说：“从编剧角度来讲，翻拍相当于一个翻译工作，但是因为陈思诚导演团队添加了很多新鲜的内容，在拍摄和后期剪辑时所有的节奏也都卡得恰到好处，所以呈现出了一部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通过这次实践，杨薇薇对商业片有了更深的认知。“在一个清晰的悬疑类型下，可以延展出诸多社会思考，这种把虚构和真实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手法亦是国内少有的，值得去尝试。”

　　而在此之前，杨薇薇的内心也有纠结，那就是个人表达、艺术追求与商业片的矛盾。“我之前的创作愿望跟市场环境有过特别大的距离，甚至中间写过很好的剧本，但最后只能放弃，因为没办法立项，没办法投拍。《误杀》让我反思，认识到商业片、类型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编剧可以把你想表达的情感和思想用一种更商业化的方式制作出来，可能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这跟我早年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其实商业片也可以很清晰地表达创作者的内心。”

　　过去她难以接受别人对她的剧本提出质疑，“投资方、导演、制片人都可以凌驾于编剧之上，都可以给你提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没边没谱儿。”但经验的累积让她渐渐成熟，“其实，如果你能发自内心地听取建议，就会明白哪些建议真的有价值，可以为我所用。”

　　杨薇薇说，做剧本就像在建筑工地上施工，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图纸，图纸越精准，盖出来的大楼越坚固。就一部电影来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误差，可能最后产生的伤害都是致命的。创作的过程既痛苦又快乐，“当你想不出后面想讲的故事该怎么发生，或者对自己昨天写下的场景不满意时，就会郁郁寡欢；有些桥段又会让你无比满意，你甚至都能想象出观众看到这个场景时喝彩叫好儿的场面了，所以半夜也要打电话说给人听，完全忘记了电影这个行业的种种风险，种种无奈。”

　　谈到灵感从何而来，杨薇薇说她很少社交，但喜欢旅行，“有一次去大兴安岭探访，置身于一座当年的兵工厂所在地，脑海里突然生发出很多奇妙的构想。”她给刚入行的编剧提建议，落笔前应该先想好剧本的调性、风格和律动，编剧想得越清楚，剧本就越完善。“剧本与小说的区别之一在于动态，比如电影《最爱》的片头，一个新鲜的、晶莹剔透的西红柿放在那儿，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然后村里的鸡跑出来，死了，羊走过来，啃了几口路旁的青草，也死了……类似这样，我脑子里先出现了画面，它们可能是跳跃的，一旁是富有生机的西红柿，一旁是莫名而至的死亡。”

　　说起最新的这部电影《热搜》，杨薇薇希望该片能引起观众和网友的深度思考，“互联网上的发言很有可能无缘无故陷入一场集体哄闹，有人并不在乎你表达的全部，而只在意通过起哄甚至谩骂实现一场快意恩仇，一场流量吸引。当它和变现方式关联时，作为受众，也真的该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要的是什么，最初的愿望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急于站队，发表观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沉默者没有发声。”

　　现实中的“热搜”稍纵即逝，电影制作由于周期原因会明显滞后，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杨薇薇说：“单一事件的热度不可能维持太久，但有些话题永远会占据排行榜。《热搜》里的受害女孩小穗如我们大多数人，是沧海中的一滴水，卑微渺小，掀不起风浪；主战者陈妙试图跃上另一圈层，是掌握一定网络影响力的自媒体人，要面对的是一条可以轻松操控舆论的资本巨龙；我们大家既是看客，也是参与者，甚至是帮凶，但又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小穗。一场经由理性策划和感性行动的战斗，终将击败恶龙，这是属于电影的理想主义。”

　　创作过程中，杨薇薇试图通过《热搜》关照不同圈层的女性：比如小穗和她的妈妈与陈妙和她的妈妈，是两代观念不同的女性；小穗和陈妙，两人有过相似的出身与处境，不过小穗是中途夭折的陈妙，而陈妙原本是小穗的精神偶像，却因对现实利益的过度追求扼杀了可能成长的自己；小穗和余甜、甄希和小米、陈妙和何言，几乎都有对照式的印记，映射着种种选择。“陈妙离开纸媒选择自媒体创业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希望能塑造一个有野心、有专业技能、有理性也有血性的成熟女性形象，更希望能留下一对青春勇敢的少女形象，余甜和小穗才是故事的隐藏主角。”

　　实际上，“热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肯定了电影《热搜》背后的意义，“这是迄今为止表现网络舆论、网络暴力话题最多、最充分、最贴近现实的一部电影，同时具有一定的幕后揭秘特质，带领观众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热搜》导演忻钰坤也谈到热搜背后的故事：“之前我们对很多网络暴力事件进行分析，发现成因比较复杂，我相信大部分网友在关注某件事时，是出于热心、正义、愤慨，但可能有些人并不了解真相，被误导了。事件背后总有它的逻辑，网友抱着热忱与正义感去发声，但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真相，只是人为制造的骗局。”

　　虽然当下“文学式微、经典难觅”，但经典仍会传承，电影也仍然需要风格与调性。杨薇薇说：“《热搜》是一次小小的尝试，只盼大家愿意接受我们的真诚，在电影工业化的道路上，我们其实仍在笨拙地摸索和前行。”

　　杨薇薇：《热搜》故事的细节来源于众多网络事件，我们想要通过电影传递真实的感受和浅显的思考，展现这种网络现象背后的部分成因，唤起大家一点点关注。做好电影，做有意义的好电影，是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心愿，我也是其中之一。将贴近生活的真实感、人文思考与类型化的叙事结合起来，制作更易于大众观赏和传播的作品，是我们这次创作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您肯定对“热搜”有了更深的认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关键词——“网暴”，如何避免这种悲剧发生？

　　杨薇薇：现实中有过不止一个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从十几年前到现在从未停止过，怎样才能真正引起重视，改变这种现状，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思考的问题。自媒体、社交媒体让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见证者，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这原本是好事，但悲剧却一再发生，在法制化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网络的理性与道德。

　　记者：您写了很多剧本，却认为自己还没有真正地“开窍”，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杨薇薇：我最开始写剧本时觉得自己读了很多书，学了很多写作技巧，什么都能写，有特别饱满的热情和动力。但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连入门都不算，只是一只脚刚踏入这个行业而已，直到今天，仍是如履薄冰。我很羡慕那些天然带有自我属性，作品中有鲜明个人气质的人，比如电影《孔雀》《立春》的编剧李樯老师。

　　杨薇薇：我通常会翻回头去，看看最开始的命题是否足够清晰和明确。写作中遇到阻力，大部分都是因为起初的命题不是特别明确，或者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命题下的人物是不是真正身陷绝境？绝境够不够绝？是一定要解决的。然后再去看人物之间有没有真正建立起相互影响、相互挟制的关系。

　　杨薇薇：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忠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者，我喜欢现实主义题材，喜欢现实中的人，他们产生的矛盾、纠葛引发了源源不断的故事。但我更希望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找到一种不特别写实的表现手法，因为可能现实主义压力太强，让自己有点儿喘不上气。现实生活比电影难多了，现实中的广博也比一部120分钟的电影复杂多了。我们有些电影离生活越来越远，导致观众不愿意投入情感，觉得现实中不存在这种逻辑。剧作当然不是模仿生活，而是提炼生活运转的规律和背后的意义。剧本源自困境，不是要我们照搬生活的困境。面对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偏见、经验、情感。

　　杨薇薇：通过《热搜》，我们尝试实现做电影的初心，我想现实中很多网络公司的创业者也有他们的初心。互联网诞生的最初是为了让信息流动得更便利，让人们产生更多链接，让生活丰富多元，让人与人之间更容易表达爱与支持。规则之下的正义才能释放力量，虚拟世界的善意会让现实变得更美好。在电影里关照现实，让观众看完电影之后能有所触动，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已是万般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