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猛踹女子在靶盘一般的成都地图上寻找，早期娱乐业分布都在“口岸好的地段”，依托于大宾馆和饭店。至于形成气候，则是在贯穿城市的主干线人民南路。可追忆的繁华在90年代末，从路口到另一端的“红色年代”，近两公里路段，酒吧、俱乐部扎堆。这种主干线上的夜生活，用成都人的话说，“很提劲”、“有面子”。

　　娱乐重心向更南边迁移，和这个城市的房产开发同步。随着玉林小区的成型和地价抬高，南面成为城市里的“富人区”和商机所在。以玉林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三角地带——玉林东路、玉林西路、玉林生活广场，直至紫荆电影院所处的紫荆广场，逐渐成为成都夜生活最繁华所在。现在酒吧、俱乐部扎堆依托的，不再是主干线，而是“广场”——囊括了餐饮、购物和各种服务业的环绕式不规则建筑。一开始这种广场并不被看好，对娱乐业来说，显得“口岸太差”。2002年，“音乐房子”和“空瓶子”在玉林生活广场三楼开创的火爆局面，打破了这种猜疑。直到现在，夜晚的玉林生活广场依旧喧嚣，绕着三楼顺时针走一圈，并不算太大的空间里，依次排着5家酒吧。步行5分钟之外的紫荆广场同样如此，最时尚前卫的4家慢摇吧云集于此。相距稍远一些的九眼桥，新近也有了一个叫格林威姿的广场。

　　广场的生活节奏与娱乐业形成了默契，一楼店面毗邻的24小时餐饮，是另一重特色。“火锅、茶馆、酒吧、麻将”，作为成都娱乐行业里的前辈级人物，DJ Lee（化名）这样描述，“对于安逸而闲散的成都人来说，夜生活跳跃性就是这么大，完全不相干的东西都能够被串联起来”，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他选择的是“实用主义”。

　　赵鲁踏入成都娱乐业的最初身份是歌手，1987年，19岁的他开始在舞厅跑场子演出，唱那些流行的罗大佑或童安格的歌，一次拿7块、10块、12块不等的出场酬劳，做着和他体育学院的本行——足球相去甚远的事情。从两年后帮人管理“啤酒馆”，到后来自己创立“空瓶子”，赵鲁深切经历着这个行业的兴衰沿革。

　　回忆起来“成都的娱乐市场起步很早”，“80年代最早出现的形式是舞厅，最出名的是地质宾馆八角楼、四川宾馆、岷山饭店、锦江宾馆，还有凯悦大茶楼，说是茶楼，也卖啤酒，也有演艺节目，是当时成都时尚青年们喜欢去的地方”。第一家Disco，应该是1986年成都饭店一楼的“腾云Disco”，“是国营单位，当时还只是放磁带，没有专门的DJ，就那么一些人，DJ、清洁工、服务员各工种轮换来做”。后来成都很出名的“回归”酒吧的老板，也曾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这时候还出现了最早的概念性酒吧，其实就是冷饮店，最出名的是黑咖啡、月季皇后、艺园、广场冰室。两年后，一些涉外宾馆陆续设立了大堂酒吧、咖啡屋。

　　1992年“黑根”酒吧，和“汤姆叔叔小屋”餐吧的出现，给了成都酒吧业第一次大的触动，赵鲁说，它们提供了演艺吧模式之外，酒吧的另一种可能性。那时候生意最好的还是夜总会，提供大型演艺节目，比如皇家、新大陆、大都、大哥大。不过夜总会和酒吧的消费群体从经济上有所区分，当时酒吧的最低消费在10元左右，而夜总会的消费至少是酒吧的两三倍。

　　整个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陆续的酒吧更迭。DJ Lee对这个行业的观察差不多从1995年开始，虽然被尊称为成都娱乐业里的前辈，但他却拒绝将自己的名字和他的俱乐部联系起来，理由是俱乐部行业的投资者身份太过复杂，他算是一个例外，这样的职业身份与他个人的志趣和风格不符。DJ Lee也是他给自己选择的化名。他只比赵鲁大一岁，入行经历同样迂回曲折，大学里念的是发动机，1995年却到成都做起了扎啤生意。DJ Lee的卖酒故事比较，他说自己是以恶作剧心态开始做一种扎啤，成本价55块钱一桶，他注册了一个外国公司，给酒取了洋名，重新包装，卖价360块钱一桶。为了把酒卖进当时成都最好的酒吧“纽卡斯尔”，还用了一些诡计，找了几个外国人去酒吧点名要这种酒，把戏玩了几次，结果“纽卡斯尔”的人真就主动找上门来。这也让他感叹，酒吧有时候就是滋生虚荣的地方。他承认这是一种暴利，每月卖出去20桶酒他已经能够保本，但这酒一直卖得很好，最好的时候每个月卖出300多桶，即便是冬天的淡季，也能达到每月六七十桶。这种酒他卖了4年，到公司关门的时候，生意还特别好。

　　因为卖酒介入娱乐业的DJ Lee从1997年开始做管理，在这一年7月1日刚刚成立的酒吧“回归”，是受朋友之托。这是当时人民南路最好的酒吧，也是成都最大的迪吧，DJ Lee感叹自己“刚开始做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结果生意却奇迹般的很火爆”，而等到后来他觉得自己已经很懂行，开创了另一个标志性酒吧的时候，“生意却越来越差”。

　　“回归”的衰落是因为一个偶然，2001年这里的老板意外身亡，留下了一个修建中“连烂尾楼都算不上”的框架建筑结构。2001年9月28日，一个保留了钢筋水泥剖面并刻意做成工业风格的酒吧在这个建筑里开张，就是“红色年代”。DJ Lee跟这里也算是颇有渊源。作为1995年开始兴盛的人民南路酒吧街街尾的标志，“红色年代”在成都酒吧的历史上曾经相当有名，虽然开业时生意不好，但四五个月后，生意突然火爆。2002年到2003年，是“红色年代”生意最好的时候。“投资者的初衷是想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俱乐部，但最后还是成了迪厅。”DJ Lee因此感叹，“成都是一个很平民化的城市，有钱的没钱的都在一起耍，不分层、无等级，大众的东西才是有市场的。”

　　初创时期的“红色年代”由播放前卫电子音乐的HIGH吧、大众化的迪厅、音乐吧和二楼包房四个部分构成。HIGH吧坚持了两年，在“非典”之后重新装修，改成“密室”，弄得像“鸦片馆一样”，一个卡座就是一个席梦思，客人可以很随意懒洋洋地躺着欣赏音乐，音乐节奏从迪厅的每分钟150拍改成每分钟120拍的样子，算是成都最早的慢摇吧萌芽。改造之后“密室”的生意一度非常好，持续了4个多月每晚爆满的局面，但后来也衰落了。2005年6月，密室改成了现在的“DEN”，一个LOUNGE风格的餐吧，但生意并不好。生意最好的大众化迪厅到2005年也衰落下来，DJ Lee说可能跟观念落伍有关系。至于音乐吧部分，2004年已经卖给了德克士炸鸡。

　　保留下来的包房，是DJ Lee不太愿意提到的部分，虽然“包房实际上是成都目前最主要的消费形式之一”，但是“来的人身份复杂”，所以“事情很多”。一些生意很火爆的酒吧可能都碰到过类似奇怪而可怕的事情，闹事、死亡甚至“枪战”。生意最好的时候，酒吧老板会莫名其妙碰到来找麻烦的人，私家车被一群来意不善的陌生人围住的经历并不稀奇。还有碰到奇怪人在酒吧楼上装炸弹，结果把自己炸残废了的;包间里“道上”的人谈判，拿了自制的土枪，老板听到枪响，还以为有人在放爆竹，结果看到有人被打残，拖出去了……因为客人鱼龙混杂，还有一些让人心里发怵的事情，比如某个酒吧曾经有一个熟客，经常来，跟吧员都非常熟，突然有一段时间这个人不来了，好像消失了。然后某一天突然在电视上看到新闻，这个人竟是一个恶性碎尸案的主谋。至于上门闹事要收保护费，对方100人，老板和保安70多人的对峙局面也是有的。那更是一个关于胆量和勇气的对峙，“你要是软了，他就欺负定了”。

　　成都圈子里的人都管唐蕾叫“唐姐”，她还被视为成都摇滚音乐的“教母”，不过唐蕾更乐意戏称自己是“保姆”。1997年1月18日，唐蕾的“小酒馆”在玉林西路开业，这一年她已经44岁。

　　那时候的玉林西路很清静，一家店面都没有。成都也没有酒吧的概念，“小酒馆”开张，她的一些亲戚朋友甚至都会问“是不是菜馆，有没有白酒”。后来这条路上最出名的酒吧有3家，只隔了两三百米的“老酒吧”，店主是一对姐妹，还有诗人翟永明的“白夜”。刚开业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要做摇滚，更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沙龙，面积只有现在的一半，40平方米，能用的最多30平方米，房租每月2000元左右，装修等前期投入加起来不到10万元。唐蕾说，“不怕你笑话，我一开始的理想，是每个月能挣200块钱就满足了，那时候成都有很多人的工资就是200块”。没想到小酒馆一开张就盈利，从来没有亏过。

　　唐蕾说后来“小酒馆”做摇滚，可能也是跟自己的个性相关，本身有这样的热情，而且接触了一些做摇滚的乐队，也感觉他们需要一个展示的场所和空间，有一个地方给他们来“造”。“小酒馆”就成了这样一个地方。第一场正式的专场演出是陈涤的，陈涤也就是后来成都最出名的酒吧之一“音乐房子”的创始人。那次演出来了100多人，后来就将演出固定到每周六。从1998年开始，演出开始实行门票制度，10块钱一张，门票收入全部给乐队。唐蕾不愿意请驻场乐队，“这样有了金钱交易，性质就变了”。其实有乐队演出的日子，反而是小酒馆营业额最差的日子，“演出那天是不赚钱的，能卖出去两瓶啤酒一个可乐就不错了”。来看演出的大都是年轻人、学生，所以演出日小酒吧白水免费，后来有人出主意，唐蕾用一种大瓶的摇滚啤酒自己调制5块钱一瓶的“528”，作为演出日酒，生意才好了一点。

　　2月18日，正好是一个周六，那天演出的乐队是重庆过来的WHEELS，三个年轻人，在台上热情释放着，小酒馆的桌椅全部靠墙堆放，留出尽可能多的空间。晚上20点30分已经来了100人左右，都是年轻人，坐在桌上，气氛热烈。唐蕾说，这还不是最热闹的时候，像“雷神”、“指南针”这样的乐队演出，人数能达到好几百，那场面，“是人贴人地挤在一起，根本不要想挪动一下”。而这一天的营业额，瞟一眼唐蕾手中的单子，才四份饮品，总价90元。

　　玉林西路的酒吧从“小酒馆”开始，一度兴盛过，现在也慢慢衰落下去，临街店门更多的是服装店，唐蕾自己也说，小型酒吧“看着赚钱，其实是发不了财的”。即便是这样，“小酒吧”也已走过8年多的路程，现在唐蕾心中的梦想，是把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虽然店门比以前扩大了一倍，但小酒馆的风格一直没有改变过，大到装修、桌椅，小到墙上的一张照片，一幅画，位置尽可能不做任何改变。唯一变化的，是演出小舞台上的鼓，已经换到第四套了。

　　赵鲁回忆，1987年，“金座”和“银座”两个自带乐队的演艺吧开张，算是成都演艺吧最早的原型。而真正意义上有代表性的两个酒吧诞生于1989年，是“蓝吧”和民航售票处楼下的“啤酒馆”，“蓝吧”的老板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一个钢琴老师，“啤酒馆”的老板也是一个中学老师。两者应该都归属为演艺吧，“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洋酒和调酒师”。“那时候的洋酒很稀罕，从省粮油部门特批才能弄到。”洋酒价格也远非啤酒所能比拟——人头马500元左右一瓶，而当时流行青岛是8元一瓶，生力10元一听。1996年，“啤酒馆”因为场地租约问题搬家，加上赵鲁当时总共有6个工作人员，换到体育馆旁边重新开业后把名字改成了“半打啤酒馆”，1998年换到芳草街，2005年停止营业。原因跟经营相关，2002年的时候，半打的老板出了车祸，赵鲁也离开做自己的酒吧“空瓶子”，半打的生意到后来越来越成问题。

　　2002年8月25日，“空瓶子”在玉林生活广场开张，是当时成都最大的酒吧，1000平方米的面积，做了许多的功能区分，有KTV的包间、沙狐球、电子游戏区域、餐吧，以及演艺的大厅。当时想的只是怎样从功能上做到最健全，有些其实并不合时宜，比如沙狐球因为器械本身的成本太高，是一个抽成的项目，并不合算，后来停止了;KTV包房改了，变成了大厅。只有餐吧保留了下来。当时来的人，喜欢的就是这里的演艺气氛和花式调酒。2002年开张的时候，赵鲁自己做驻场歌手，后来也请过一些人，张靓颖也曾经在这里唱过。因为她只唱英文歌，客人有意见，又喝多了酒，往她身上扔瓶子，还安慰过她半天。现在“空瓶子”的演艺队伍主要是乐手和员工，30人的队伍轮班，乐手150到500元一晚不等，员工每首歌50元。除掉每天酒水的固定成本之外，“空瓶子”每天的成本大约在1万元左右。

　　身兼老板和歌手双重身份的赵鲁，看着很多人在成都这个圈子里成长起来。他也感叹，当时和他一并出道的那些人，现在基本上全部离开这个行当了。同样身兼歌手、老板多重身份的还有陈涤，从在唐蕾酒吧里开专场音乐会的愤怒摇滚青年到理性的经营者，陈涤让唐蕾和他的朋友们感叹不已。2002年陈涤打算在玉林生活广场开“音乐房子”酒吧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他，唐蕾也是。虽然陈涤有过开小型酒吧并且盈利的经验，但是做大型酒吧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当时玉林生活广场刚刚修好，生意清淡，“音乐房子”的位置还在三楼。“怎么可能生意好？”唐蕾劝告陈涤要稳妥一点，但还是给陈涤投资了，“甚至都没打算把钱再要回来，就当帮朋友了”。2002年8月1日，投入70多万元的“音乐房子”开业，是玉林生活广场的第一家酒吧。唐蕾笑，“没想到陈涤真的成功了，借出去的钱不仅收了回来，还翻了几倍”。

　　陈涤并不觉得自己的成功是个偶然，他说自己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做小型酒吧不难，管理经营的事情很简单，酒水和小吃的进货自然会有做代理的那些人找上门来，只要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就可以搞定。稳定的客源需要的只是“老板的个人魅力”。而做大型酒吧，要的是“正规化的管理和有目的的营销”。现在陈涤给员工们明确的概念是，“这是一家娱乐公司”，40多个人早上9点半打卡上班，做各种前期策划，让“音乐房子”保持每月一次主题活动。陈涤颇为得意的事情，是“音乐房子是个有门槛的酒吧”，来音乐房子的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客人。即使频繁做主题活动，“音乐房子目前依旧是成都唯一没有保安的大型酒吧”。陈涤并不担心他设置的门槛得罪客人，“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客人，每个晚上200人就足够音乐房子的正常运营并且盈利了”，“来这里唱歌的歌手，我给的价钱都是90元一首歌，不管你在别的地方是什么价码，在音乐房子就是这个价格，一直也没有变过”。

　　当“音乐房子”和“空瓶子”克服了格局障碍，在玉林生活广场红火起来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模仿者，结果是陆续关门。期间还出现了一段迪吧和演艺的混合体，以及迪吧和KTV的混合体，比如“卡卡都”。2003年还有一个叫做OPEN的慢摇吧，也就是现在很火的MIX酒吧的前身，赵鲁说自己去看过，感觉就会做不长久“因为全部都是放音乐，有些单调，吧台是只能站两个人的空间，功能上丧失了很多”。OPEN的生意一般，不到一年就垮了。后来的MIX从北京模仿来了很多形式，装饰和灯光上变得更加时尚和迷幻，生意一度非常火爆。赵鲁说，同时到来的可能是“成都夜生活消费市场的‘慢摇时代’”。

　　所谓的慢摇吧，用BABI最受欢迎的DJ范韬的专业解释，就是介于Disco和酒吧之间的一种形式，“慢摇相对Disco节奏慢了很多，每分钟鼓点重复的次数从140、135拍放慢到了128拍。很懒散，音乐很好听”。现在紫荆广场有4家风格类似的慢摇吧，MIX、BABI、FOX和FASHION，现在生意最好的是2004年9月6日开张的BABI。在BABI的董事长助理朱芳看来，慢摇吧的风行是因为“Disco的风格太过强烈，而酒吧又让人感觉太安静宣泄不够，所以介于两者之间的慢摇吧，就是一个既有宣泄又有交流的地方”。

　　朱芳进入酒吧业之前在一家著名的烟草公司，因为品牌推广的关系，跟酒吧打了多年交道。在她的观察视野里，1996年，成都时兴的是Disco，起落很快，两年一个场所。从“卡卡都”开始，酒吧的消费群体开始出现了一些细分和变化。“音乐房子”和“空瓶子”的开业，标志着成都纯酒吧的市场开始出现。而“2004年的成都，是慢摇吧的市场”。现在的BABI就好像成都的“时尚风向标”，还有另一个显赫的名声——“成都美女最多的酒吧”。这也是BABI的一种包装策略，酒吧会给“美女”一种身份认证卡，持有BABI卡的女性任何时候来都有半打免费啤酒的待遇。这个卡的评定标准由管理层决定，一般是晚上到酒吧里走一圈，看到一个认为符和标准的女顾客，就会给她一张这样的卡。这个举措和它吸引来的女性消费者，让BABI在成都酒吧圈里声名鹊起。

　　朱芳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成都的酒吧管理团队的力量比较薄弱，2000年西南有一个专门做酒吧管理的公司，是昆明人做的，叫旭华，最先和“卡卡都”合作，后来是“热舞”吧，也就是最早引起成都市场价格战的酒吧，不过现在紫荆广场4家风格类似的酒吧之间彼此都有默契，把九眼桥新兴的酒吧市场当作共同的竞争对手。

　　赵鲁感受到慢摇吧会给传统酒吧带来冲击，但并不太担心，“慢摇吧的形式太容易模仿，这是它的弊端，而且慢摇太过商业化了”。陈涤则从另一种角度来解析慢摇吧的流行，“从成都目前的市场来看，特别时尚的那种酒吧其实是没有市场的，比如私人俱乐部会所，太小众了。而现代的酒吧是一个中众市场，是目前最火的，也就是慢摇吧。至于那些大众化的潮流的酒吧，更迭很快。”陈涤也很看好成都将来的酒吧市场，“这是一个包容性强的地方，任何一种形式，只要做好了，就会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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