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渡异世徐孟南时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他自认为心理年龄是二十三四岁，和他现在的同学们差不多大。但实际上，他在2008年首次参加高考。

　　那年，他故意一题不答，往考卷上写满自己的教育改革设想。当然，这些设想没有被采纳，只换来了共计143分。而后，他接受了命运，打工、结婚、生子。后来，他离婚了。2018年，他又通过考试重返校园。

　　他与九派新闻仔细辨考零分一事在各种层面上的影响。于家人而言当然是失败的，因为没考上大学让父母失望了。于个人而言则影响不大，他平和乐观，没有长远规划，物欲很低。于社会而言则成败难论。他筹谋了两年，甚至放弃高考，只想借考取零分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可理念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推广。

　　不过，徐孟南仍坚信当初的作为是有意义的，退一万步讲，“总要有一种不同的声音”。

　　眼前是33岁的徐孟南，他看上去还是学生模样，瘦且白皙，身穿蓝色T恤，头上箍一根黑色发带。说话时，他习惯看向右上方，像在仰望些什么。他细长的眼睛亮亮的，脚步轻快。

　　要很仔细看，才能在他身上看出岁月的痕迹。他发际线略微后移，有一点小肚子，箍上发带是为了缓解紧张时的头疼。

　　6人宿舍，有人考公，有人找工作。有室友考了两次事业编都没过，一边放弃一边复习。也有形象好、能力佳的男同学，进了面试却被刷下来。这让其他同学心有戚戚——他都考不上，我们就更不可能了。

　　徐孟南能部分理解他们的焦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四下望去没有目标，而社会时钟高悬于顶，催促着他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从世俗层面来说，33岁的徐孟南似乎更应焦虑。他没工作，没房没车，上有老下有小，连考公的年龄要过了。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徐孟南待在宿舍里，四五个小时能剪出一条五至八分钟的动画，一天剪个三四条，传到短视频平台后会获得流量激励。因为坐得太久，宿舍的椅子都被他坐矮了。

　　他从去年开始做这份兼职，还交钱上网课，起初一剪就是一夜。猛抬头，天色已亮，室友都起床了。剪着剪着，兼职变成全职，变成他当下的安身之法，一天下来能赚三百块钱。

　　有同学来咨询，他把教程推荐过去，可没人学。就连网课群里也没几人坚持下来。这份营生要求长时间的专注，腰酸背疼是一方面，初期常常只有投入不见起色，十分消磨兴趣。

　　徐孟南接下了这份工作，乐在其中。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事，因为能自由创作。“如果没有这件事做，我可能也会焦虑吧。”

　　“现在的我，应该是算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是非常自由的。”徐孟南在捍卫自己的消极自由（注：“消极自由”由以赛亚·柏林提出，指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

　　“自由”“意义”永远是打动他的关键词。考零分一事就是被意义感所驱动。他想，人总有一死，而“被铭记，那是永远活着！的！”他连用两个感叹号。

　　说话间，徐孟南靠在咖啡厅蓝色的墙壁上，下巴微抬，像在仰望些什么。他陷入畅想，“如果有钱的话，我想出国看看。听说荷兰、德国的教育里比较好，就想去看看他们的教育理念。”

　　他的神情语气都是二十来岁的样子。但畅想很快落入现实，“关键是没钱，没钱也限制很多事情。”

　　徐孟南没有那股出人头地的劲。他对物质要求很低，衣服裤子就几件，夏天穿，冬天也能穿，不过是罩件袄子加条秋裤的区别。现在，他的毛衣是五年前买的，蓝色T恤的领口生出褶皱。至于宿舍桌面，只有电脑、鼠标、插排、路由器和一包纸巾。

　　室友孙宇说，其他人的洗手台上都摆着洗面奶、水乳，徐孟南从来不用这些，“就只有洗发水、沐浴露、牙膏牙刷”。

　　据媒体报道，过去还在打工时，徐孟南对世俗追求便看得很淡了，工友看到他每天揣着书看到夜里十一二点，私下里都说他“太会装了”。

　　一位工友回忆，他平时连矿泉水都没请大家喝，但有一次找到他借了一万块钱，他问都没问就答应了，“出门在外打工，大家都提防这呢，他倒还好。”那位工友说。

　　现在亦是平和散淡。家人催他相亲，他不在乎。村人议论起他的情况，他也不介意。前几天，他还想着在县城买房，方便小孩上学。“但想着以后可能会贬值又不买了。”他又想，买房可以，但如果不是全款还是算了，因为这意味着压力。

　　毕业后，他打算毕业后回老家住，继续更新账号，顺便多陪陪儿子。只是，“村上都没什么年轻人了。”

　　2006年的一天，高一学生徐孟南在新华书店看到韩寒的杂文集《通稿2003》，在一篇名为《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里，韩寒认为，“对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

　　徐孟南过去算得上好学生，跟着家里人下地的时候，会独自趴在田埂上做数学题。因为成绩好，还受到老师的呵护。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老师的反应是，“肯定不是你的原因，是他的原因。”

　　可看过韩寒的文章后，他恍然感到好像被欺骗，“好像知道了一个大秘密”。回到教室，他看着密密麻麻的习题，想到以后也用不上，他陷入痛苦。

　　于是，徐孟南白天强忍着激愤听课，晚上上网搜集资料。他总结出一套，简单地说，他希望各年级的学生都能因爱好而学习，初中培养爱好，高中根据爱好分科，再选拔进大学。

　　方案出来后，高二的徐孟南感觉自己好了不起。他在自述中写道，“隐隐约约感觉，这个暗合了我从小一直有的，我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但他并没有沉浸兴奋与愉悦中，想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如何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教育理念，“好造福子子孙孙”。

　　起初，他给韩寒、蒋多多（2007年的0分考生）、教育部长写信，均石沉大海。他又将“三人行教育”写成小说，投给出版社，收到的回复是“不能列入出版计划”。

　　能做的都做了，最后的方案只剩高考了。他把“三人行教育理念”作为答案写入试卷，期待成为当年的“0分考生”，像前一年的蒋多多一样获得媒体关注，再借机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

　　他写了封遗书，首次对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然后带着两件旧衣服出门。在家乡的涡河岸边，他摆上旧衣，搬到一块大石头扔到一边，制造“坠石落河”的假象，最后买了车票去邻县。

　　他没有多少钱，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大街、工地和河边。夜里，他幻想着“自杀”后引起关注成名，来熬过长夜。蚊虫不断骚扰，他就用废弃的宣传条幅遮住脸和手臂，一夜拍打。

　　如此生活五六天后，媒体上还没有他的消息，徐孟南的内心矛盾起来。最后，他在大雨里徒步了34公里回家。

　　“（考零分）整个过程里，没有快乐，只有痛苦。”徐孟南现在评价，“我并不想做这个事情，但又觉得这件事是对的，有意义的。”

　　他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一来他内向胆小，当众读课文都会心生胆怯、双腿颤抖。二来害怕被劝阻考0分。

　　他用“孤独”“痛苦”“凄惨”形容那段时间。他说，他经常在考零分和上大学之间徘徊。考了零分，就会伤害父母，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养家，“真心伤不起”。不考零分，就浪费了自己绞尽脑汁的宣传。

　　他想，如果自己是孤儿就好了。就不会想到父亲每天三四点起床熬糖水制作芝麻糖，再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去城里叫卖。不会想到母亲大冬天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清理牛肠中的赃物。于是他又想好好学习了，但思绪并未停止，他想到留名青史，想到自己可以做一件大事……

　　他总是梦到自己拿着小说去出版社，到了门口却踟蹰不前。他说，或许在潜意识里，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行动，尤其是家人。

　　“我常常有负罪感，毕竟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不光彩的事情，我是无所谓，可我不想让家人难堪。”他现在分析，“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犹豫又坚决。”

　　直到高考前一两个月，他知道自己考不出很好的成绩了，只能静静地按照计划考零分。“这时我心中很平静。”

　　高考结束，作为新闻人物，徐孟南短暂地获得了关注。潮水退去后，他被抛入社会。

　　其间，他遇到别人求助，于是把身上的700块钱都借给对方。骗子都傻了，问他要不要给自己留200块。他拒绝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被骗，于是安慰自己，不过是700块钱。但难受又是真实的。

　　他去上海投奔姐姐，进入一个包装厂打工，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800块，无劳动合同。

　　他知道这低于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每月960块，不签劳动合同更是违法的。他咨询了律师，找劳动仲裁，要求双倍工资赔偿。投诉的结果还没下来，两位老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到底图什么。徐孟南说，一为工资，二为法律。

　　“别人都不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做？”老板说。徐孟南说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警告老板：“我要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

　　老板笑了，“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我可以多花几万块钱，换个地方开厂。但你也不好过，包括你的家人。”徐孟南被这句话吓住了，他接受了老板提出的条件，不让其他同事知道，拿了双倍工资走人。

　　2010年，徐孟南在家人的安排下与一位患有听力障碍的姑娘结婚。他在岳父的猪毛厂打工，每月工资3000元。

　　他原先想着结婚后上个轻松的班，还能继续搞教育。但事实是，结婚后他不再关心教育了。那段时间，“快乐来自于能多挣点钱，烦恼就是钱挣少了，家庭琐事上也烦恼”。他和妻子不谈理想，只聊生活琐事。

　　徐孟南觉得自己寄人篱下，生活困苦。2017年，两人离婚，女儿交给前妻抚养，他带着儿子。

　　早在2008年考零分后，徐孟南就想复读，家人不让，担心他又胡来。离婚后，他感觉自己的心境还停留在当年高考结束时，“沉舟侧畔千帆，病树前头万木春”，他重新思考起未来的去向，高考的想法浮上心头。

　　好像一切条件都成熟了。他有了点积蓄，没有家庭束缚，高中毕业10年的他也更成熟开朗，不像以前，“跟个闷葫芦似的，会失去很多在大学里的快乐”。

　　有人问他，怎么不去多挣点钱。他回答，读大学后可能会挣更多。但他心底明白，读出来也挣不了多少钱。那时，靠着做电商和写自媒体文章，他一个月已经能挣1万元，而他之所以高考，“只是想去上学而已”。

　　那年冬天，在招生办排队报名时，徐孟南用手机搜索高考政策，意外地发现，早在2014年，国家颁布新的高考制度，在上海市和浙江省试行。新高考的“选科考试”“走班学习”“一年多考”等制度，似乎与他自称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几乎一致。

　　徐孟南欣喜若狂，想起当年被嘲笑，他有一种一雪前耻的痛快，“这说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重返校园，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专科三年没翘过一堂课。身为班长，还有其他事务要忙，上课期间若要有老师在教室外找他，他都不会出去，觉得影响自己听课。

　　他跟同学也不大提起之前的经历。“那都是过去了”。但同学或许也会知道。军训时，有学生走到他的方阵前，指着他跟另一个同学讲，“你崇拜的那个人来了。”

　　他很少提起过去的事，有同学提，他也会打哈哈，把线年，徐孟南通过专升本考入安徽艺术学院。

　　在本科室友孙宇（化名）看来，徐孟南是个靠谱的人。毕业季，同学们都忙着事，徐孟南帮好几位同学转交资料，跑前跑后。一次半夜，室友们都睡了，孙宇肚子疼得厉害，下了床。徐孟南看到了，怕吵到其他同学，小小声地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帮他联系辅导员。这让他感到被关怀。

　　孙宇1999年出生，比徐孟南小了整整十岁。他总是会忽略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因为徐孟南长着张娃娃脸。徐孟南也总是忘记自己的年龄。

　　于他而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那些年并没有让他学会太多。他做着最基础的活，没有与太多人交流，也没混上个管理层。他自认为心理年龄应该就二十四五岁，比同学大不了多少。

　　孙宇记得，有时候舍友们聊天，徐孟南会提起自己的儿子，学习不好怎么办，个子不高怎么办。比他小十岁的室友们支招，“给他补钙！给他吃肉！给他喝牛奶！”徐孟南听了点点头，“噢，是的。”

　　孙宇对徐孟南的刻苦印象深刻。他们曾一起考研，为了不浪费时间，徐孟南晚上住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不回宿舍，别人还在考研起步的时候，他已背了两三遍单词。孙宇觉得，每天学那么久，他是做不到的。

　　在孙宇看来，徐孟南有精神性的东西在支撑着自己，“最起码他的人生是努力的，一个努力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他给的理由是，那时已经接触上短视频制作，可以赚点钱，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我也考不上特别好的大学，做学术的话，没有很好的老师带也很难出成果。”他想再赚几年钱，或许能出国看看，过几年再考研也行。

　　孙宇从没见过徐孟南焦虑，只见他开解其他同学，“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但他想，徐孟南也有自己的经济压力，“包括现在每天剪那么长时间的视频，要动脑又很琐碎……毕竟还有个小孩要养。”

　　徐孟南的儿子10岁了，活泼，不粘他，甚至有些怕他。儿子在县城里的民办寄宿制小学上学，每隔两周才能回一趟家。他给儿子买过一个电话手表，儿子经常给他发消息，也不说想他，只是让他转告爷爷奶奶说，放学了，要回家了。

　　他承认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有些自责。但又想到，如果不送去那所寄宿小学，他没办法接送孩子上学，父母接送又有危险。而且乡村小学的规模很小，每个班只有个位数，给不了太好的教育。他还安慰自己，如果去上班，自己会到外地，儿子也会成为留守儿童。现在上学，好歹还有寒暑假能够陪伴。

　　专升本之前，徐孟南短暂地去找过工作，他做过课程销售和网站编辑。他不喜欢打电话，课程销售却要打好多个电话，成功率却很低。

　　想到上班破事太多，还不如回家躺着赚钱多（他的网店现在还有收入），徐孟南辞掉工作。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他承认，他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宁可从事从前的轻体力劳动。

　　和徐孟南同期的“0分考生”，有人中年发胖秃顶，害怕说错话。有人在工地上赚钱，早就放弃理想。也有的不再接受采访，隐匿茫茫人海。

　　唯有徐孟南，还偶尔在网上更新动态。他没有放弃对自己教育理念的宣传，也没那么执着。他觉得他的理念是正确的，所以理想总会实现，只是不一定由他实现。

　　他与九派新闻仔细辨考零分一事在各种层面上的影响。于家人而言当然是失败的：没考上大学让父母失望了。于个人而言则影响不大，他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

　　于社会而言则成败难论。他筹谋了两年，甚至放弃高考，只想借考取零分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可理念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推广。

　　不过，徐孟南仍坚信当初的作为是有意义的，退一万步讲，“总要有一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