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中原第三部3月的最后一天，由徐昂执导的电影《忠犬八公》上映了。除了饰演教授陈敬修的冯小刚、饰演重庆女子李家珍的陈冲，电影的一大主角还有随处可见的中华田园犬“大黄”。在拍摄整个故事的过程中，电影用了18个“大黄”演员去呈现这个故事，不少“大黄”都来自狗肉场。

　　在中国版《忠犬八公》上映前，日版、美版“忠犬”故事都已经成为了豆瓣的经典必看电影之一。这一次，导筒到了徐昂手中。他将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放置在了重庆这座城市。于是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三峡两岸的重庆人在热天吃“凉虾”、泡西瓜、泡脚；人们可以在江这边生活，穿过一片江边湿地后坐着长江索道到了江那边去工作；如今浸在水下的库区、已消失的“棒棒”也重现在了电影中。

　　与其说导演在翻拍《忠犬八公》，不如说导演在拍特定年代的中国。忠犬与主人被长江这道天堑相隔，同样被相隔的可能还有时代巨轮下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寻找轨迹。导演说，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除了在讲述忠犬的故事，也在对一个时代告别。“每一个版本下，大家关注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更多地在拍一种对时代的留恋，或者说表现和这个时代的分别。因为碰巧我们之前正经历一个城镇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的东西。”

　　南都娱乐：电影最终将主角定为中华田园犬“大黄”，当时这个决定是怎么下的？

　　徐昂：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了，我小时候见过的狗不像现在品种那么多，实际上就那么几种，第一个就像我们片中的大黄这样的狗，这是我在乡下见过很多人养的狗。我觉得我们是在讲一个更早的故事，所以我刻意让更多品种的狗没有出现，那是我对那个时代的还原，同时也是对我当时记忆中中国人形象的还原。它很普通，它不漂亮，好像也不是很时髦的那种感觉。

　　南都娱乐：我看到电影的片尾才知道，原来电影中很多狗狗都是从狗肉场救回来的，这个救助过程具体是怎样的？

　　徐昂：对我来说，每一次挑选的过程都是记忆深刻的。我是一个喜欢狗的人，挑选狗的场景让我觉得落差太大了。比如我们去看卖观赏狗或陪伴犬的地方，都会觉得它们的居住环境堪忧；但去到挑选电影中狗狗的地方，还远低于我对一条狗应有生存环境的判断，每一次我都有点受不了。

　　我第一次去看他们训练狗狗，有一条小母狗也是从狗肉场救回来的，对人的恐惧非常严重，你只要靠近笼子，它就开始失禁。所以我们的拍摄要把这些狗从一个病态的、对人类极度恐惧的状态，先变成正常的状态，再把它们变成一个能演戏的动物演员。

　　徐昂：我们拍摄一共只花了63天，但前面驯犬的时间大概有两年。幼犬的部分我们必须在它们长大前拍摄，因为幼犬长得很快。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一直有人保持着食用中华田园犬的习惯呢？是因为它们的生长速度很快，用狗肉场的话来说叫“出肉量大”，它很快就可以从一个幼犬长成成年犬，所以我们拍摄是有时间限制的。包括选择动物品种和驯犬的时间，一共加起来可能有4年。

　　徐昂：我完全无法选出第一名。举个例子，当有人介入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和狗交流，你可以用食物或者声音来吸引它。但比如拍两条狗之间谈恋爱，我们主演的男狗特别讨厌那条白狗“男演员”，后来我们不断去尝试这18条狗狗当中，哪条狗能和它产生化学反应，最终找到了一条。但它们之间的反应也就是在初识的时候，当它们互相熟悉以后，就各干各的了。

　　那个过程为了不让它们离开那个区域，我们一直在往那个区域扔冻干鸡肉。我记得为了那几秒钟的镜头，我大概拍了五六个小时。我们“换狗不换人”，等拍完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鸡肉。后来我和另外一个拍过动物电影的导演交流，我们相谈甚欢，互相都能有那种理解。

　　南都娱乐：其实电影拍得非常像一部风俗片，起码看完电影我们了解到重庆热天会吃“凉虾”、泡西瓜、泡脚，人们可以在江这边工作、在江那边生活。为什么会选择在电影里细节地呈现这些景致？

　　徐昂：我觉得我对一个城市的感受都是来自味道。你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闻到什么，能尝到什么样的一个味道。重庆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它和我一直以来生活的北京上海（大城市）不太一样。它是那种被隔开的文明城市，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它是山城，所以机动车其实有好多地方都去不到。你用腿来丈量这些地方的时候，就能闻到他们做菜的气味，你也能尝到那个味道，这让我更加深了对这个城市的感受。

　　再加上我们拍电影时，因为电影会涉及“等待”。“等待”的前提是有“分别”来作为阻隔。其实很多在重庆养动物的人，可能在南岸上班或北岸居住，但他养的动物可能终其一生都没跨过这条江，所以一直有这样一个隔离。重庆很有意思，很有那个味道。

　　南都娱乐：你说到“等待”，我想提前一个问题。《忠犬八公》有日版也有美版，每个版本里忠犬都会等待教授，但在每部电影里忠犬的等待都会指向不同的意味，有它文化语境下特定的意思。中国版里的“等待”会指向一个怎么样的意味？

　　徐昂：在不同版本下“忠犬”都是有来源的。日本的它来自乡下秋田，它像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孩子。拍它我觉得是对战争之后整个日本的一种回望，包括家庭与离别。美国的版本我觉得不管发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被理解）的。

　　每一个版本下，大家关注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更多地在拍一种对时代的留恋，或者说表现和这个时代的分别。因为碰巧我们之前正经历一个城镇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的东西。比如说我经常没事就开着车四处跑，就会发现有很多城镇里都有在等待的人，等着自己去打工的老公、父母回来。我曾经在内蒙古遇到一个小孩，他一直跟我讲他母亲要回来送他一辆自行车。但其实他母亲已经组建新的家庭了，他一直没得到那辆自行车。我们拍完电影时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维护）他的面子，就告诉别的小孩是（他的妈妈）偷偷回来送给他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在等的东西。

　　南都娱乐：有个很有意思的点，贾樟柯拍《三峡好人》时用很多镜头去呈现一座城市的“摧毁”和新三峡工程的“建设”，时间是流逝的。你镜头下的重庆也是有流逝感的，包括八筒的“等待”也在流逝。

　　徐昂：我觉得你说得对，其实你已经把我们想表现的东西说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在比较明确地去讲，包括里边讲到教授死去，当时船上有一个女导游正在跟旁边几位教授做介绍，说“这地儿水位现在是173米”。

　　之后我们在表现“八筒”再回到他们去埋骨头的地方时，那个地方的水位已经上涨了，这也都是在讲时间上的变迁。有很多人的留恋其实都在水下。包括我有朋友家人的坟就在千岛湖底下，所以他每年清明都会划着船回到那里，在一个他认为离家里人最近的地方，投点自己的念想下去。

　　南都娱乐：除了“八筒”和这一家人的关系以及它的等待，电影里还重现了很多被时代抛下的东西，比如说“棒棒”、三峡库区以及原来的房子、停用的长江索道等，你在拍流逝感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关注被抛下的东西？

　　徐昂：人都对过往的事物有巨大的眷恋。“八筒”一直在等的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气味。我们家狗今年17岁，因为白内障、岁数大耳聋，它听不太见也看不见了，但是我一回家，它大概马上就能分辨出来我在哪里，因为它能闻出来记忆里很熟悉的味道。所以我不管走到哪，它都能大概地奔向我所在的角落。因为从它非常小的时候，我就给它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它饿的时候、渴的时候、任何不安的时候，只要跟那个人（主人）在一起，就没有特别大的焦虑。

　　我们人其实也一直在寻求让我们有安全感的角落，有时候是个物品，有时候是所谓的故乡，有时候是一个味道。焕然一新当然是好的，但这些东西在一个发展高速的国度里消失了，所以（有时候）人也会焦虑。

　　我们想表达的是，我们只不过罗列这些东西在电影里，但每一个人可能会试着从自己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东西。有一天编剧看完，晚上拉我出来喝（酒），吐得一塌糊涂，他和他媳妇两个人分别去上了洗手间，独处时分别和我说了看的时候难过的点，两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向。编剧一直在跟我说觉得这里边每一个人孤独，卖报纸的老头一直也没见着他有什么家人；棒棒也孤独；李家珍原本还有个能说两句的对象（陈敬修），指望着他当正教授；儿子也挺孤独的，全家都不理解他的爱好；女儿和她喜欢的男生在一起了，结婚以后这家庭也没有多热闹。结果他的夫人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跟我讲她的泪点。每一个人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我觉得电影不是我们讲了什么，而是每个人从中看到了什么。

　　南都娱乐：你说的是“每个人都在戏里流自己的眼泪”。我有一个疑问，我们这部电影算是一部动物电影，还是一部宠物电影？

　　徐昂：我其实更想拍一部动物电影。虽然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我们的目标、出发点是这样。这涉及了很多包括技术层面和文学层面的诉求，我们在尽可能呈现一个动物的方式来拍“八筒”的角色，我们并没有把它过分地策划，这至少是我们的出发点。

　　南都娱乐：如果你是想把它拍成动物电影，按现在呈现效果来看，跟一开始的预期一样吗？

　　徐昂：一部电影到了某一阶段，尤其是当一部电影里面的技术层面就足够复杂时，它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就已经越来越远了。比如说在拍摄阶段技术性难题不多，我相信你在后期阶段会对这个片子更有感受。你在前期难度越大，到后期感受就越少。所以我们在拍完了之后，并没有真的特别感性地去审视过这个片子，我们更多是在前期特别感性地去审视它。

　　南都娱乐：我看你在其他采访里提到，你把八筒拍得越像狗狗，观众就会越往里面带入人的情感。这个原理是怎么运行的？

　　徐昂：首先我们对于狗的想象都是“子非鱼”，对吧？其实你并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类、心眼比较多的品类，我们是不断在通过理解我们自己来理解别的物种。我们很难真的百分百站在别的物种角度上去考虑，这是我们的限制。所以当我们去看一部动物电影的时候，不可能真的在看一部动物电影。其实这就是它全部的运作原理，和我们拍摄它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姜文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编剧写了一个剧本，他误读了一段生活；导演拍了一部电影，他误读了一遍编剧；观众看了一遍电影之后，他们又误读了导演。这种误读之间产生的东西是很微妙的，也是很美好的。比如说我们去看狗的行为，我们抓取了它目前这个片段，然后紧接在影片中和另外一个人类的表情连接，就产生了一个蒙太奇。这个蒙太奇一定是我们对狗的误读。

　　南都娱乐：所以你是说把它拍得越像狗，离我们作为一个灵长类动物的状态越远，我们就会越相信我们待在灵长类动物的身份，越愿意用我们的想法去解读它，是这个意思吗？

　　徐昂：是的，因为你一旦把它拍得像我们灵长类动物，你去拍猴子，到最后你得到的就是《人猿星球》了，下一步就要开口说话了。

　　其实就是它越像灵长类动物就越“神”，所以是我们把自己放神坛上了。我们离它越远，我们去看的时候就越觉得它会所谓的“像人”。反而是把它客观化了之后，我觉得会更容易有文学性的东西，要不然就变得宠物化，所谓宠物化就是拍得“神”。

　　南都娱乐：你也有拍过像《十二怒汉》这样的翻拍片，这次是剧本找上了导演你还是你找上它？会不会因为你自己也养宠物，所以会觉得这是生命中必须拍的一部电影？

　　徐昂：其实还是这个项目先找到我的，我一开始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首先我没有拍过动物电影，我会很想知道需要怎样的知识储备、怎么去解决拍摄中的困难，对我来说是学习的过程。

　　我一开始看到第一稿剧本时觉得没法接，等到第二次再来（聊剧本）的时候，换了编剧，我说我的想法，编剧也说了他的想法，我们两个人聊完才觉得可以开始这次（拍摄）。那时候我们家狗大概十二三岁，看起来还很年轻，但我发现狗变老其实只是一天的事，它不是一个过程。因为狗非常不愿意让别人发现它（变老），如果在一个狗群里，它会挨欺负。所以它会一直努力让自己显得很年轻，但它突然有一天就跳不上我们家的沙发，我也突然之间就在心里边做了这个决定。它作为一个陪伴我11年的朋友，我如果有这个机会能做这事，对我们两个都挺有意义的。

　　南都娱乐：冯小刚导演在片子里也特别好玩，他自己私底下也养狗，他跟狗狗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

　　徐昂：首先他家里有狗是我们能合作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徐帆（冯小刚的太太）和我妈一样都很怕狗。我妈见着一条狗的第一面就会站在桌子上，极其恐惧，和剧中李家珍一样。徐帆也是，他们家门口当时有一条流浪狗，打电话给物管后，她一看物管来抓的阵势，就问物管打算怎么对它，（物管）就说“打死、吃了”。徐帆说绝对接受不了，于是她就克服恐惧提出要养这条狗。

　　这条狗后来就成了他们家的一员了。小刚老师说他有一次喝大了，回到家里边躺在地上，狗就一直舔他的脸给他舔醒了。那是他和我第一次见面，他提到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他对李家珍怕狗这件事的看法，以及收养了一条狗之后的历程，所以他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但今年大年初三这条狗走了。

　　南都娱乐：陈冲老师将重庆女子演得活灵活现的，当时怎么定下她来演绎这个角色？

　　徐昂：我自己喜欢的电影一部叫《末代皇帝》，一部叫《双峰镇》。《末代皇帝》对我意义挺大的，那是我少年时代就看的电影。所以首先我确信陈冲老师是可以通过她的表演能力出色完成这角色的。其二是当我把这个想法讲给小刚老师听，小刚老师说他心里想合作的人就是陈冲。而且这绝不是我们的单向选择，不管是小刚老师还是陈冲老师，他们也在选择自己要参与的一个作品。

　　我第一次也是如临大敌地去见陈老师。我记得见了面以后她就让我讲讲李家珍，我就大概讲了一下我姥姥当时对我外公去世这件事情的反应，然后陈冲老师点了点头。

　　我不管是跟小刚老师还是跟陈冲老师都没有审美上的冲突。当时陈冲老师要面对的困难其实比小刚老师还要多一些，因为她戏份多，她要完成小刚老师这个角色死了以后的反应。另外李家珍这个人物有一口重庆方言，陈冲老师家里都是上海人，重庆方言对她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声音，所以她还要去熟悉这个声音，并且能在里边去做出各种各样的情感表达，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很难的。

　　但对于像她这样的好莱坞演员而言，我觉得他们对语言的改造已经是惯常的一个操作手段了。这好像对于当下的中国演员来说要求很高，但在陈冲老师那里这似乎是创作的必然要求，在现场只要见到她，她都在学语言。

　　徐昂：她拍摄时的助手是重庆人，同时她也找了一个语言老师，这个语言老师是陈冲的影迷，所以他也特别卖力地教她。再加上剧组里边的白举纲也是四川人，川渝一家，所以语言上他肯定也比其他人有优势，他也不断地教陈冲老师，帮她（纠正）一些发音不准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