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翰辞混娱乐圈的，都想取一个好听的艺名，以期一炮走红，比如羽泉、刘德华、倪匡等等，可谓千姿百态。

　　文化圈里的艺名、笔名就更多了。但其中也有不得已的地方。这样说，是在恐怖年代的事，今天再使用笔名，多半是不想有人知道作者是谁，或者版面上一时上稿数篇，总不好整版，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嘛。所以要化很多个名字使用。

　　1950年代，香港《成报》副刊，算得上是当时最成功的副刊之一，每天有两版副刊，分别唤为“谈天”、“说地”，有20多个专栏，都是用广东话写的小方块。香港新闻研究学者张圭阳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几乎每个版的专栏都是由编辑包揽，一个人用十几个笔名包揽十个八个专栏。在当时，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偶然翻出夏衍先生的《杂碎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其中有篇文章是《关于笔名》，写道一些笔名的掌故。

　　夏衍的最早笔名，是沈宰白，是“五四”之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在《浙江新潮》《语丝》等刊物上用此笔名。

　　1932年，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当编剧顾问。那时，“左联”成立，要想兼职，只有用笔名了。于是，钱杏邨改名为张凤梧，郑伯奇改名为席耐芳，夏衍改名黄子布。夏衍用这个名字用了两三年，包括翻译普特符金的《电影导演论》，以及和“软性电影”派打笔墨官司。

　　抗战时，夏衍一直在办《救亡日报》和《华商报》，在《救亡日报》，每天的社论都是夏衍写的，一律不署名，大概写了一千篇左右。这都被他称为“无名氏”时代。

　　夏衍说，“夏衍”这个笔名，是从其父亲的号“雅言”的谐音来的，并没有特别的涵义。

　　有趣的是，有些男性作家用“女士”作笔名，如赵景深取作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张若谷取“刘舞心女士”，端木蕻良也有一个女性笔名，叫“红良女史”。柳亚子在给《女子世界》写稿时曾署松陵女子潘小璜，周作人刊发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则署名为“萍云女士”、“碧罗女士”。这让我想起一位名诗人，虽叫许岚，大家都觉得他是女诗人。

　　在取名学上，艺名、笔名还是有不少讲究。总的来说，艺名、笔名在今天，虽不新鲜，却是各有名堂。我在《名堂》杂志上就看到不少关于艺名、笔名的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