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神域第二季11近日，郑州金水区税务局运用大数据，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追征一名网红662.44万元的税款收入国库，其中滞纳金27.78万元。截至目前，这名纳税人分15笔结清了这笔税款。

　　而在半个月前，歌手韩磊“前经纪人”公开举报其偷税漏税，称涉案金额上千万。时代财经发现，随着电商直播产业的发展，网红主播的收益非常可观，早已吸引了一批明星的入局，就连中小主播也能在风口中分到“肉”吃。

　　622万的补税金额击中了不少“打工人”的痛点。“光税务都有600多万，那收入得有多少？”带着同样的疑问，网友们已经悄悄算了一笔帐：按个税45%来算的线%计算的线万。

　　网红主播成为高收入群体早就不是新鲜事，尤其是2020年电商直播迎来发展井喷期，不少活在聚光灯下的明星纷纷“转行”捞金。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开设个人直播间的明星至少有二十位。

　　在电商直播的江湖，附带网红属性的主播收益大多由坑位费和佣金构成，而两大因素都与主播的带货能力息息相关，漂亮的销售额代表着直播间的高转化率，也会抬高主播的话语权。在高坑位费和高佣金面前，逐渐式微的片酬已经不香了。

　　去年双十一预售首日，登上直播界金字塔塔尖的薇娅、李佳琦分别创下了35.21亿元以及33.27亿元的销售神线富人榜单中，薇娅家族以90亿元财富值成功登榜，和饿了么的张旭豪、老干妈的陶碧华并列。

　　在某MCN招商人员惠子看来，网红主播或许是最容易实现财富自由的一批人。她所在公司的头部美妆网红直播带货的坑位费是1万元，佣金20%起步，遇到美妆类产品时，佣金会达到40%。而一场网红直播带货至少会安排30个链接，仅仅是坑位费就能拿走30万元。

　　不仅如此，在和MCN机构以及平台的博弈中，头部主播属于强势的一方。“有主播一晚上就能收到几十万元的打赏，大头基本归主播占有，有的主播能拿到80%的收益，多数情况下，机构与主播之间分配比例是40：60。”游戏直播平台主播经纪人曼婷告诉时代财经。

　　《2020年度直播带货之王榜单TOP50》显示，薇娅、李佳琦两位主播分别带货386.88亿元和252.43亿元，排名第十的为快手主播猫妹妹，销售额为26.51亿元，与第一名薇娅相差近360亿元。从主播带货能力上看，电商直播行业“马太效应”明显，头部主播、腰部主播带货能力差距较大，更别说消失在榜单内岌岌无名的小主播。

　　即便如此，底层主播并不差钱，他们同样能享受到高于普通上班族的薪资水平。BOSS直聘2020直播带货薪资数据显示，带货主播的平均月薪是11220元，接近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的薪资。

　　“现在的主播太好赚钱了。”为了清掉上一季度的服装库存，档口老板图爸不得不寻求主播帮忙，代价是原本50元的短裤被压价到28元，利润空间只剩个位数，“钱都被主播赚走了。”图爸向时代财经感叹道。

　　亚楠曾经签约过杭州某头部MCN机构，据她介绍，那些小主播以及助播的收入构成一般分为时薪、提成和按天计算。招聘网站拉勾网数据显示，去年一整年，在疫情和市场发展的双向刺激下，MCN行业异军突起，招聘需求逆势提升138%。

　　亚楠早已摸清了杭州城主播收入的市场行情。“单看时薪的线元，如果是头部主播直播间的常驻助播，时薪还能达到1500元。”亚楠的直播时长一般是5个小时，且只休息4天，一个月至少能拿到2万元的收益。

　　对于刚入行的主播来说，他们的发家之道有着清晰可见的轨迹：先在大主播直播间当助播蛰伏数年，直到积累了粉丝基础才能自立门户。“看似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个过程很艰难，概率就像从千万练习生混到顶流，大多数人充当了炮灰。即便是圈内小有名气的网红都需要被品牌看中，而且公司愿意砸钱捧人。”亚楠向时代财经表示。

　　在社交平台上拥有粉丝基础的网红，每个月会有额外的品牌推广收益。“小网红发布一条他人代写的推广博文就能拿到1000元左右。”惠子补充道。

　　不过，比起已经聚集了口碑和人气的大主播，中小主播的流动性很大，亚楠很难将公司小主播混个脸熟，总有一批批的年轻面孔来了又走。这是一个靠体力吃饭的行当，主播们需要在手机镜头前消耗更长的时间换取流量，“收益是很多主播强熬的最大因素，很多主播趁着年轻熬了五六年后也能在城里买下房子了，也不算太亏。”

　　郑州提供了首个网红公开补税案例，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开披露，浙江、广西等地税务部门正依法对两名主要从事电商和直播带货的网络主播及相关企业进行立案检查。检查发现，两名主播均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纳个人所得税，涉税金额较大。

　　2020年的电商直播行业如同一列急速行驶的列车，毕马威和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显示，直播电商整体规模有望在年内突破一万亿元，在2021年翻一番，达2万亿元。

　　伴随电商直播的发展，一大批从业人员相继涌入，其因为业务形态、盈利模式、交易来往、经济关系的“创新性”和复杂性（比如涉及平台打赏、第三方品牌的合作），给税收监督、税收征收构成了巨大的考验。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律师于10月13日向时代财经表示，“绝大部分高收入主播都适用4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正是这种高税率刺激了主播避税甚至逃税的动机。比如通过各类阴阳合同改变收入性质、利用其他人银行账号分散收入等方式非法逃税，或通过设立个人工作室、开设公司等方式避税。”

　　首个被曝案例能否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呢？据第一财经消息，此后各地税务机关开展了一轮针对网红明星查税行动，多位财税专家分析，在今年底前将有一波明星网红补税潮。

　　9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的《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通知》中，便强调了对文娱行业内各主体要严格税收管理，除了明星艺人，还着重点出了网络主播。指出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依法依规加大对文娱领域偷逃税典型案件查处震慑和曝光力度。

　　这两年，艺人在不知名的小地方申请注册个人工作室成了圈内人的共同默契。一般当地为了招商引资有着不同的税收优惠及返向福利，艺人只要在其注册工作室，就能逃过与其收入匹配较高的税收。

　　监管的力度在娱乐圈已经有了回声。天眼查统计显示，截至今年8月27日，今年已注销660多家艺人经纪相关企业。

　　夏海龙律师认为，《通知》对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税收监管的力度、密度都明显加大，而且同时对与艺人有业务关联的合作方、工作室等也有相应的监管要求，这些举措会极大压缩高收入艺人偷、逃税款的空间，保障税收的公平、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