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俪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胡蝶是当之无愧的“电影皇后”。她非常幸运，在将女电影演员视为风尘女子的年代，她获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胡蝶又是不幸的，她的高颜值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让她陷入了“蝶雪解约”“蝶舞春风”之类的绯闻。胡蝶向来洁身自好，却无端陷入绯闻，后人又信以为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1908年，胡蝶在上海出生，祖籍广东鹤山。胡母只生一女胡蝶，所以力劝丈夫纳妾。胡父所纳之妾是旗人，为胡家生了四子一女。胡蝶和庶母及庶母的母亲关系都很好，有人就将胡蝶和旗人庶母混为一谈，把胡蝶当作旗人。

　　胡蝶喜好艺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非常流行，看到荧幕上的女明星，胡蝶也跃跃欲试，想踏足电影行业。1924年，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16岁的胡蝶决定报考电影学校，很幸运，她被顺利录取。

　　毕业后的胡蝶经过林雪怀的介绍进入了“上海友联影片公司”，与林雪怀合演了一部《秋扇怨》。胡蝶在电影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引起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老板邵醉翁的注意，将胡蝶挖到了自己公司。之后，胡蝶陆续拍摄了几部电影，名声渐起，胡蝶又转到了明星公司。

　　胡蝶能进入电影行业乃至大红起来，林雪怀确实给了她很大帮助。胡蝶之父有意让女儿嫁给林雪怀，胡蝶自己也很喜欢他，两人很快订了婚。胡蝶成了大明星，而林雪怀却郁郁不得志，还染上了不良嗜好。所以胡蝶的成就非但没有让林雪怀高兴，反倒是让他倍感压力，最终两人感情破裂，解除了婚约。

　　胡蝶之后在堂妹胡珊的家里结识了潘有声，两人相谈甚欢。潘有声认识胡蝶时，还是礼和洋行的一名普通雇员，后来转到德兴洋行做了总经理。潘有声理财有方，为人又和善，身材高大，虽然是生意人，身上却有一股读书人的气质，这让胡蝶既意外又欣赏。胡蝶作为当红明星，却从不摆架子，待人和气，对电影事业十分虔诚，潘有声也很欣赏胡蝶，认为她是一个难得的新时代女性。两人顺理成章地确立了恋爱关系。

　　潘有声父母早逝，家世不显，社会地位也不高，在经济上更不及胡蝶，但他对胡蝶精心呵护，体贴入微，也很支持她发展事业，胡蝶父母对他十分满意。1935年11月23日，胡蝶和潘有声在上海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极其热闹，除了双方亲朋好友到场祝福，还有新闻记者和影迷前往观礼者，总人数不下2000人。胡蝶在婚后选择了息影，把精力主要放在经营家庭生活上。不过，碍于老东家的情面，胡蝶婚后又主演了《女权》和《永远的微笑》两部影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份，日军进攻上海，胡蝶所在的明星公司被日军占领，胡蝶也不用拍片了，她和丈夫潘有声移居香港。起初一年，胡蝶完全成了家庭主妇，除了照料家庭，就是参加各类聚会，偶尔接受记者采访。

　　1938年，仍留在上海的影坛奇人张善琨赴香港补拍影片《貂蝉》，拍摄之余，他专门造访了胡蝶，邀请她到自己的新华公司，胡蝶欣然应允。在香港时，胡蝶拍摄了《胭脂泪》《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等影片。原本以为香港是殖民地，能够远离战火，却没想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香港。日军在香港肆意妄为，随意出入民居。胡蝶深感耻辱，索性闭门不出，但她还是难以摆脱日军的纠缠。

　　1942年初，胡蝶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和久田幸助，这个衣冠楚楚的日本人负责监视在港名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试图拉拢一些中国文艺界名人下水，充当“文化汉奸”。

　　胡蝶知道和久田幸助曾经威胁梅兰芳，要他在香港登台演戏，被梅兰芳蓄须加以拒绝，现在他又盯上了自己，邀请她拍摄电影，到东京作客等等。情势危急，胡蝶下决心要离开香港，丈夫潘有声设法联系上了在香港附近活跃的抗日游击队，请他们安排逃亡。1942年8月27日，经过周密部署，胡蝶和丈夫、两个孩子在游击队的护送下，从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成功逃走了。

　　胡蝶一行人先是到了广东惠阳，后来又到了曲江，也就是今日之韶关。韶关位于广东北部，是广东省政府临时驻地，人口骤增。“影后”胡蝶到来的消息仿佛炸开了锅，人们非常敬佩她不畏日军威逼利诱、不计生死穿过封锁线的壮举。胡蝶在此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她在会上慷慨陈词，表明了自己共赴国难的决心。

　　在曲江，胡蝶一家起初找不到房子，只能住在船上。后来，在电信局长李大超的帮助下，才找了块空地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取名“蝶声小筑”，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在逃离香港前，胡蝶已将自己的贵重物品打包了30多个箱子，托付给具有侠义心肠的奇女子杨惠敏，请她托运回内地。可是，行李半路出了差错，没有到胡蝶手里，而是全丢了。胡蝶听闻消息后，大病一场。

　　在曲江住了一年多，战火渐渐逼近，胡蝶打算和丈夫带家人到重庆避难。战火纷飞，去重庆的路又不好走，一路上走走停停，胡蝶一家人先是到了桂林，原本想在此驻足，无奈战火又不断逼近桂林，胡蝶一家只能离开桂林。1943年底，胡蝶和家人终于到达重庆。

　　前半生省吃俭用所攒下来的财物全部丢失，这让胡蝶非常苦闷。到了重庆后，胡蝶常常与旧时好友相聚，或参加一些交际应酬，以排遣心中不快。抗战爆发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大后方电影逐渐繁荣起来。胡蝶从香港逃到重庆，一路所见无不凄惨，她对侵略者更加痛恨，因此选择拍摄抗战影片。

　　1944年8月，胡蝶参演了《建国之路》，需要到桂林拍摄外景。胡蝶随外景队到达桂林不久，就碰上日军大规模进攻桂林。电影没拍几个镜头，外景队就仓皇撤退，年底才回到重庆，之后胡蝶再也不参加拍电影了，赋闲在家。

　　抗战结束后，胡蝶和潘有声带领家人回到了上海，过了一段时间，又去了香港，直到潘有声去世。女强男弱的婚姻大都结局不太好，但胡蝶和丈夫却恩爱有加，相伴到老。

　　在丈夫去世后，胡蝶先是在台北住了10年，后来又到温哥华与儿子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在78岁时，胡蝶开始动手撰写回忆录。1989年4月25日，胡蝶在温哥华去世，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中国，衷心祝愿你繁荣昌盛！”

　　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胡蝶和戴笠被绑到了一起。都说胡蝶在重庆曾被戴笠秘密包养，甚至还要与之结婚，还说戴笠在飞机失事前回上海就是为了见胡蝶。传言绘声绘色，到底是真是假呢？

　　按说胡蝶性格沉稳，为人落落大方，洁身自好，看不惯一些女明星仗着美貌嫁给权贵，过挥霍生活。胡蝶择夫也不看重出身，不论是林雪怀还是潘有声，都不是上流社会出身。很难想象胡蝶在为人妻母后会改变初衷，而投入到人人厌恶、避之不及的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怀抱。关于胡蝶和戴笠的关系，比较可能的解释是胡蝶到达重庆后，与戴笠因为某事产生过交集，而戴笠极为好色，好事之徒遂添油加醋，将二人关系描绘成了戴笠金屋藏“蝶”的桃色新闻，而胡蝶在自传中对这类传言也不加辩驳，以致于在胡蝶去世后传言还是不息，“蝶舞春风”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谣言从未止于智者，关于胡蝶的谣言也成了胡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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