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高高心寥寥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里的塑像《起点》，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和国际代表。刘建华/摄

　　从地理学层面看，建党精英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进行的。上海租界的石库门建筑为建党活动和秘密工作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条件，所以，先进分子的建党活动主要在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进行，主要集中在以筹备建党大业的陈独秀寓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培养党的干部的外国语学社所在地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为中心的“红色一公里”范围之内。

　　据上海市政协有关上海“红色一公里”历史风貌区的提案披露，这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数以百计建党时期的红色文化遗迹。

　　——向东约800米，不仅有召开党的一大的树德里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有聚集革命青年的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社，也有一大代表下榻的法租界白尔路（后称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延庆里博文女校。

　　——向东南有印刷《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点燃人信仰之光的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

　　“红色一公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建党活动空间，堪称人杰地灵，流传着许多感人的红色故事。

　　其实，当时新老渔阳里之间的道路也是相通的。100年前，新老渔阳里之间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连接着，一南一北两个渔阳里在党的革命历史上都不同凡响，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迹。因当年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和他的人战友们时常穿梭其间，因而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小道”。

　　李达，31岁；李汉俊，31岁；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28岁；何叔衡，46岁；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陈公博，29岁；包惠僧，27岁；周佛海，24岁。

　　1921年7月，13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在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了一场会议。这次会议，后来经多方考证确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建立了3人组成的党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100年后的2021年，中国领导的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人口总量全球第一的东方大国。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时尚之都”的城市，经统计确认的革命史迹有657处、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31座。

　　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是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的约一平方公里区域。这片区域，包含了新天地南里、TX淮海年轻力中心、K11等当代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同时也是100年前年轻人培训、开会、办刊的“聚集之地”，中共党史上著名且意义非凡的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老渔阳里、博文女校等10多个重要地标均在这“红色之源一平方公里”之内。

　　“他们是我们的同龄人。”2020年5月，新冠疫情下的东华大学五四运动101周年纪念活动在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网站上进行云直播，数千名青年学子在线观看，并发布弹幕与主播互动。主讲人、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董沁仪穿着一件红色卫衣、搭配黑色小脚裤和小白鞋站在镜头前，带着同学一起“云逛”新、老渔阳里。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这段以创建政党、筹备中共一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基本全都在渔阳里这条小弄堂里发生。”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告诉记者，当时众多有志青年关于成立新型政党的思考和实践，都可以在新老渔阳里找到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渔阳里距离中共一大召开地、李汉俊兄弟住所直线距离仅数百米，即便在如今需要穿越天桥绕行一段的情况下，也只须步行810米共计12分钟左右。这条路，成为当时有志青年们日常往返的必经之路。

　　渔阳里，最早为人们所知是“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现为“新渔阳里”。在上海最繁华、最潮的淮海路上，这处小小的石库门牌楼周围聚集了各种青年人的“网红打卡点”——有颇具上世纪80年代风情的巨型“大头娃娃”雪糕，有每天排着长队的鲍师傅西饼店，还有一到中午就人满为患的主题炸鸡店。每周，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会有精心装扮成上世纪20年代青年模样的大学生，来这里录制、直播或者现场开讲“微团课”。

　　新渔阳里一楼，是“外国语学社”。这里被认定为中国的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新渔阳里二楼，是学员们的住所，几个小床拼在一间屋子里，他们以半公开、半秘密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招募培训中国的“铁粉”。

　　渔阳里弄堂的另一头，在小马路南昌路上，现被称为“老渔阳里2号”。这里是中国中央局第一任书记陈独秀的旧居，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北京迁往这里；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这里开会，决定成立，并初步定名为社会。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共上海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新老渔阳里2号是名副其实的“建党源头”“建团源头”与“红色起点”，拉开了“开天辟地大事变”的精彩序幕。

　　老渔阳里2号有着“红色秘密摇篮”之称，从这里发出的红色信函，使各地相继建立起早期组织；这里起草了《中国宣言》、创办了《》月刊，首先打出了中国的旗帜。中共一大召开后，这里还是中共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有个“红色一平方公里”展示区，以该馆为中心，四周密集地分布着与中国早期建党相关的10多处早期重要红色史迹。

　　上海市政协委员、《新民晚报》首席记者俞亮鑫曾连续多年、多次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设“红色之源一平方公里”的提案，这些提案最终变成了现实。“这一平方公里，可以说是中国诞生之初的红色聚集地。星星之火从这里燎原开去。”俞亮鑫说。

　　除了中共一大会址、新老渔阳里，这一平方公里内还包括博文女校、维经斯基住址、《天问》周刊旧址等。

　　19世纪的90后年轻人、出生于1893年的，在他27岁那年，也就是1920年的5月，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多次赴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会面，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3个月后，他把从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湖南，在湖南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销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9月，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带着一群年轻人一起研究俄国革命、学习《宣言》；11月，长沙早期组织成立，主要成员有、何叔衡等。

　　“实际上，员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经培育了50多人，他们很多是在外国语学习社里培养出来的。”俞亮鑫告诉记者，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的“外国语学习社”，即团中央旧址新渔阳里一楼，应是当时最热闹的年轻人聚集地。

　　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杨明斋的指导下，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8人成立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帮助下准备社会革命，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一期的《2019年中国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占比达到50.7%，30岁以下及31岁至40岁党员人数达到3108.8万名。入党，是当代青年一项重要的人生选择。

　　回到100年前，虽然青年所处的年代不同，但青年的选择却如此相似。1921年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不过50多人，13名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一年后，1922年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增加到了195人，二大代表12人平均年龄29岁（其中一人姓名年龄不详）。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租住的家里召开，中共二大则在距离李汉俊家一公里左右的李达家里召开。其时，李达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过两年时间。

　　李达也是个90后，他出生于1890年，1920年从日本回国后就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上海发起组；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出生于1898年，是个标准的95后。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23岁的王会悟当时已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她联系了博文女校，为前来参会的一大代表安排住宿——她租了女校楼上3间房，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使用。后来也是她安排了嘉兴南湖的会程。

　　到中共二大时，王会悟直接在家里布置会场——客厅里加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会，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王会悟后来回忆说。

　　青春的政党，不仅由一群年轻人开创，它的创立过程也充满了“草创”的青春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