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败txt编者按：“十四五”规划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意味着文化事业的繁荣，文化精品的推出，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2019年李子柒在中国一夜走红，人们这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四川女孩竟然已经在YouTube平台上收获了超过1000万的粉丝。只提供中文字幕的视频丝毫不影响海外用户的订阅和追随热情，甚至还有海外粉丝专门建立了字幕组，将李子柒的视频内容翻译成英文。

　　无独有偶，近年来与李子柒一同走进海外受众视野的还有诸如办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这样的年轻素人博主。他们在YouTube平台的粉丝关注量分别超过900万和600万，都已跻身全球一线YouTube博主行列。活跃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年轻人，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生力量。

　　2011年，中国开始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投放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将中国面孔投向“世界的十字路口”这一举措，被视作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公共外交的尝试。

　　从时代广场宣传片投放到李子柒走红，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飞速提升的十年，同时也是对外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方式悄然变化的十年。十年前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面孔是姚明、袁隆平和杨利伟，十年之后出现在全球互联网用户面前的是李子柒、办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主角”变化的背后，暗合了数字媒体兴起所带来的对外传播话语方式转型。

　　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和YouTube、TikTok等视频内容生产平台成为主导互联网流量的入口时，年轻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者责无旁贷地接过大旗，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生力量。

　　为什么是年轻人？首先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平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更为熟悉。相较于从传统媒体生产与消费环境中迁移而来的“数字移民”，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长大的年轻人作为“数字原住民”更熟悉数字媒体的表达逻辑，所生产的内容更贴合目标受众的需求。

　　其次，随着YouTube和TikTok等视频平台的兴起，互联网变得日益“可视化”。相较于文字，视频内容天然具备更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更容易被语言不通的不同文化社群理解。因此，习惯于使用YouTube和TikTok的年轻人更容易借助视觉文本生产的内容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触及并打动海外受众。

　　第三，年轻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者成长于更为现代和开放的中国，因此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更容易与海外受众对话，这使得他们生产的内容贴近现实，富有生活情趣。无论是李子柒视频中呈现的中国乡村生活，还是办公室小野对于现代都市青年生活的刻画，都包含了传统的形象宣传片较为标签化的叙事中难以寻觅的生活化场景，这种场景也同样更容易与海外年轻人产生共鸣。

　　因此，数字媒体的话语逻辑、视频文本的跨文化特性与年轻人独特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互联网时代对外传播的一条新路。对于没有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苦难记忆的90后和00后而言，他们能够以更加自信和轻松的风格进行自我表达。他们在不经意间也将中国年轻人对于生活和时代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讲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故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时代广场宣传片投放到李子柒等博主大火的十年，正是传统大众传播向互联网分众传播的转变，也是中国故事从单一的国家叙事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叙事建构的转变。如果说传统的对外传播是回应式的，更多是为了消除偏见、回应争议、改变海外媒体涉华报道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而展开，那么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对外传播则是建构式的，更多是为了讲述故事、分享体验。

　　如果说十年前的形象宣传片还会让海外受众觉得有些距离感，那么如今大火的李子柒和办公室小野则真正带来了一幅“可触摸”的中国图景，让海外受众能够从更贴近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景象中重新理解一个“日常化”的中国，以及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理解生活和世界的方式。

　　对于生长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上B站刷抖音已经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深度参与并理解视频文本的内容逻辑之后，必然会有更多诸如李子柒和办公室小野这样的年轻人走向海外，成为这种“日常化”中国故事的新一代讲述者。

　　在欧洲当交换生时，我送了些京剧娃娃造型的圆珠笔给当地室友作为礼物，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小礼物深得大家喜爱，甚至变成他们“炫耀”的资本。其中一个朋友第二天得意地向我反馈，同事对圆珠笔上的京剧扮相备感新奇，而且都羡慕他交到了一个中国朋友。

　　可在有些时候，这种“吸引力”也给我带来困惑。比如一起上课的同学跟我这个中国人套近乎，聊的无非都是中餐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汉字好神秘，你的名字究竟怎么读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仿佛都是些博物馆里的化石，他们好奇地观摩打量，但始终无法理解。而且“博物馆”里的“展品”几十年来似乎都没更新过，提到中国，无非就是京剧啊、大熊猫啊、长城啊，还有被“西化”过的中国菜。

　　当然这是快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情况多少有些不一样。比如近年李子柒在国外视频网站大火，被外国网友奉为“女神”，就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农家女孩种菜劈柴做饭，搭建中国式的理想田园生活，几乎每一个视频海外播放量都在500万以上。这不也是文化吸引力么？

　　其实，李子柒没有刻意去“展示”中国文化，她在海外走红更多是无心插柳。恰恰是这种“无心插柳”，更能给我们启示。我们底蕴深厚的传统，给文化发展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以及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我们需相信这其中的力量。一年四季、一餐一饭中其实都蕴含着“文化”，比如李子柒视频里所展示的顺时而食，她和奶奶相互陪伴、乡亲相互帮衬中的人情味，其实都包含着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只不过我们平时或许忽略了其中的美和底蕴，以及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的指引。李子柒做的东西跟“高端”毫不沾边，但在不经意间，让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精神内核“活”了起来，而且是以一种平易近人且高度契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形式呈现，这是她比过去那些符号化的“中国元素”高明的地方。

　　近些年很容易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有意识打捞失落的传统，不论是审美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掬水月在手》这样以古体诗诗人、古诗词学者为主角的纪录片，能收获相当范围的关注，在早些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而更大众的文化层面，“中国风”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国潮”跨界兴盛，则与之相映成趣，其中我认为最可喜的现象，莫过于“百年老店”故宫放下身段，以亦庄亦谐的轻松姿态做出了一系列富于创意的文创产品。一面是古典美、古典“士人”精神被重新发现，一面是“文化”走出旧路径，主动与现代文化、商业文化碰撞，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们珍视传统，又不惧怕创新，传统可以找到抓手焕发新的生机，这背后其实是底气和自信。对文化复兴而言，这不正是极好的氛围么？

　　文化的繁荣和影响力，本就是中国梦的一个关键支撑。但文化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在导向正的基础上，文化昌盛更有赖于自由开明的发展环境。在如今这个传统文化价值重获体认的时代，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历史上最为自信雍容的盛唐，也是最“胡汉难辨”的时代。这是盛唐自信的体现，也是其璀璨文化硕果的精神来源之一。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与时代对话、与世界对话，文化更是如此，狭隘的心态、局促的思维，都是文化的敌人。

　　把我们的文化从“博物馆”里请出来吧，希望以后遇到外国友人，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更生动有趣，不再是那些脸谱化的符号了。

　　传承传统文化在今天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战略全局上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规划和部署，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其中，文化传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因为这直接这关乎着实现“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的宏伟目标。

　　事实上，文化传承在今天，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对国学文化的继承，也包括在网络文化、国际交流文化氛围等新的文化场域中的“创造性传承”。这也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对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的传承，将对年轻人更有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不全是精华，一些隐性的糟粕仍在影响着我们，甚至有些人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旗号来传播负面文化。比如近年备受关注的“女德班”，就是丑陋的“男尊女卑”文化在今天的“复活”。因此，能够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对年轻人意义重大。

　　再者，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找到其中与新时代青年文化热点契合之处。比如，近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博物馆热”，就是很值得品味的典型案例。

　　曾经在不少人的认知中，存在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刻板印象，认为这些都是无趣的“老古董”，但近年兴起的一些新的文化样态则改变了这些成见。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到《上新了·故宫》，当下的青年群体对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巨大热情。不仅是故宫、天坛等知名的文化景点，包括陕西博物馆、新疆博物馆、四川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地方博物馆也都已成为“网红打卡”的热门地点。 究其原因，显然与这些博物馆或相关节目“有趣且有料”有关，让年轻人在乐趣中学习，在求知中获得更多精神享受，这对帮助年轻人养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获得更多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另外，对传统文化中知识性较强的文化元素的传承，对年轻人参与构建文化强国也有现实意义。比如，近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汉服文化与京剧文化，还是有一定“入场门槛”的。即便很多年轻人是被汉服的华美靓丽与京剧的精彩表演所点燃的兴趣，他们也会由兴趣入手，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通过喜欢汉服而喜欢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进而去研读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知识性与专业性，是传承传统文化中必备的要素，而这也将帮助更多年轻人热衷探索文化世界的奥秘，对提高年轻人的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大有裨益。

　　经过上述对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承，年轻人将成为构建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为了让传承传统文化的举措进一步助力文化强国的建设，有必要至少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

　　首先，就是做好传承传统文化的“多方位”与“全覆盖”工作。虽然一些传统文化要素吸引了广大年轻人，但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身居偏远小城市或县城、农村的年轻人，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与传承传统文化，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通过网络文化传播，义务阶段教育与媒体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应当在最大程度上让他们获得传统文化的知识，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成为未来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群体。

　　再者，还要兼顾好传承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关系。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传承传统文化的问题，要从世界文化之林中正确评估自己的身份与处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增强自我认同感，并且获得更加开放的文化心态。比如，近年在互联网上，一些中国年轻网民把古汉语、中国历史地图之类的视频公开发布，并且与外国网友密切互动——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文化炫耀”，而是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交流。年轻人在汲取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国文化形象，对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与建设文化强国都有现实作用。

　　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尽管那里的冬天干燥寒冷，夏天又无比酷热，但我始终对这座在朋友眼中“不宜居”的城市，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份感情，寄托在喧嚣的南锣鼓巷旁，那个小小的蓬蒿剧场里，寄托在拥堵的北四环外，那个宽阔的798里，也寄托在我高攀不上的清华大学门口，安静的万圣书园里。当我感到平淡的校园生活需要加上一点“佐料”的时候，我不需要纵情声色之间，也不需要收拾去远方的行囊，只要走出校门，坐上地铁，自然有戏剧、艺术、哲学与音乐的世界，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等待着我。

　　2017年，我结束了6年的校园生活，来到现在的城市，展开了我人生中第一份、也是理想中的工作。当我走进音乐厅的大门，坐在音控室的椅子上，意识到自己从此不再仅是听众，而有机会通过策划表演、引进乐团等方式，为和我一样的听众们“造梦”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曾经的我，在丰富的文化资源滋养下，终于长成了一名能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小兵”，这让我的心里照满了骄傲的光，也让我的手心和脸蛋幸福得发烫。

　　记得当年，在大学的哲学社里，我曾和一个男同学争辩，文化事业对社会到底有多重要——在他看来：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此只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自然体现，搞得再好，至多也就是起到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说经济指标和民生保障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进而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下限”，那么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则直接与我们的精神世界相连相通，进而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上限”。具体到实际生活上，我们能接触、体验到的文化生活越是多元，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就越会丰富多彩，进而有机会迸发出更多思辨与创新的光芒。

　　工作以后，我常常在音乐厅开会时，从领导宣讲的材料中听到“文化强国”的提法。因此，我时不时会思考：当我们谈论建设文化强国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件事上，宏观层面的国家纲领性文件，当然会有专业、全面、正式、标准的阐释。不过，从个人体会出发，我觉得衡量文化强国建设水平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我们究竟能享受到何种水平的文化生活。在北京的大学岁月，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座城市又多又好的精神食粮。我在工作之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也正是想方设法，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烹饪”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在我的愿景中，属于我们的文化强国，应当是一派百花齐放、千帆竞渡的景象。我企盼传统的焕发新的生机，也渴望现代的拥有多种走向；我乐见本土的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也期待外来的给人惊喜的碰撞；我想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阳春白雪”，也希望能坦然地在“下里巴人”面前放声大笑。

　　此时此刻，如果只看那些与文化产业有关的数字报表，我们很容易以为：中国早就实现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我们有着全球最多的读者、观众与听众，更有天文数字一般的文化产值。不论是艺术展览还是网络电视剧，我们都绝无必要担心它们的数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些是千篇一律的，缺少交流的年轻艺术家们重复地表达相同的“先锋”理念，大众传媒则用连串的“霸总”“甜宠”“古风”让观众满足于最浅表的需求。这种同质化的堆积，或许能够支撑起一个繁荣的“文化产业”，但是却注定无法成就真正的“文化事业”。

　　要改变现有的不足，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之所以说难，是因为我们发展文化事业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之所以说容易，则是因为包括我在内，许许多多平凡的文化从业者，都能从自己做起，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理想中的东西贡献一点力量。当我和同事一起策划未来的演出安排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把手里的传统文化资源玩出一些新花样，又或者从国外引进什么前所未见的表演形式。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打破音乐表演形式的框架，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尝试各种各样的融合创新。一个音乐厅的创造，在14亿人的文化市场里或许翻不起多大的水花，但只要有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做着一样的事，让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国际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共同成长，交相辉映，我们必然能在“美美与共”之间，让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得更加繁盛。

　　今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展示出超常规的效率，抗疫效果显著。背后除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的公民道德建设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疫情防控工作的展开，面临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冲突，全体公民对危机的应对，也是一面社会道德的镜子。在现实层面，疫情防控涉及公共卫生、法律政策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则存在价值观和道德观层面的伦理冲突。

　　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环节中存在的伦理冲突，是公民主体所面临的不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公民在疫情防控各个环节做出的选择，都是从个人道德认识出发确立的，是在公共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中不断权衡取舍的过程。

　　比如，尊重公民的自主性，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之一，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主体，必要时有对个人自由实施干预以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以便更好贯彻防疫政策，使公共健康的效用最大化。

　　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必然采取全国性干预措施，这要求公民自觉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积极配合国家防疫政策。比如驻守家中、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在大规模干预措施中，最严格的是“封城封路封村封小区”以及追踪和强制隔离。

　　为了疫情防控效果，国家对患者行动轨迹等信息予以公开，这是基于疫情防控的具体语境和客观现实需要，是为了优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远离传染源，使政府有效隔离、切断传染源，从而阻止病毒扩散。这样的公民义务，同样是诸如《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的要求。

　　根本上，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对公民道德的要求，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最大善的目的”。防疫所要求的公民个人道德、责任和义务，需要个人在道德伦理的星空下，不断进行价值排序，区分各种道德价值位阶的关系，最终超越伦理层面的冲突，做出正确而又符合公共利益的个人选择。

　　疫情防控中，公民道德的进步，还体现在人们对广大医护群体的关怀。在珍视医护群体、尊重医护工作者方面，社会逐步形成更多共识，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化解和减少医患矛盾。抗疫过程中，社会上客观看待那些感染病毒的少数人群，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来自社会的平视，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有助于全社会更科学地认识病毒，正确恰当地对待病患。

　　近期，“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在疫情防控中，普通公民表现出的崭新道德风貌，是社会公共道德进步的充分印证和集中展现，为今后公民道德建设带来了诸多启示。

　　首先，要注重道德要求的层次性。抗疫过程中，我国社会所展现的道德水准，有体现英雄和先锋模范的“先进性道德”，也有涉及普通公民生活中自觉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的具体方面。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后者的涵养提升更为基础。

　　其次，钟南山、李兰娟等人进入校园，现场气氛便秒变“追星”现场。这启发我们，可以发挥先锋模范的道德引领作用。

　　最后，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有益资源。哲学家牟宗三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有时候，普通人遵守公共防疫要求，其实是“人命最重”等传统文化的体现。这说明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整理、提炼道德观念和伦理精神，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可以使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