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春夏流行202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夏季高峰会今日在深圳开幕，中国优秀企业家和深圳这座“奇迹之城”，又一次精彩相遇。

　　1995年，不到30岁的王传福决定放弃“铁饭碗”，在深圳布吉租了一间旧车间，创立了一家从事电池制造的公司——比亚迪。创业之初，比亚迪没有厂房、没有固定资产，也拿不到银行贷款，发展很困难。

　　2023年，比亚迪成为全球首家达成第500万辆新能源车下线的车企，并再度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成为今年榜单排名升幅最大的中国企业。

　　从电池厂到全球汽车巨头，比亚迪的故事，是深圳企业的故事，也是敢于拼搏奋斗的深圳企业家群像的缩影。

　　40多年来，深圳诞生了平安、华为、正威、腾讯、万科、招商银行、比亚迪、中国电子信息、顺丰、深投控、立讯精密等世界500强企业，涌现出包括任正非、马化腾、马明哲、王传福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健康成长的中坚力量。

　　如今，在这座“奇迹之城”里，企业家已成为了“土特产”。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截至2023年3月底，深圳市商事主体突破400万户。如果按照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数量计算，这相当于每4个深圳人就有一个是“老板”。

　　深圳为何不断涌现优秀企业家？这片盛产“企业家”的土壤有着怎样的创新密码？

　　如果问深圳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答案是企业家。“改革开放让我们深圳的土特产早就不是荔枝了，现在深圳的土特产是企业家。”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曾如此表示。

　　回顾深圳4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既是一部企业成长史，也是一部企业家发家史。每一个年代，都形成了不同风格特点的企业和企业家。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通常把深圳企业家分为四代，即‘84派’企业家、‘92派’企业家、‘99派’企业家、‘15派’企业家。”深商总会执行会长林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林慧告诉记者，深圳“84派”企业家的代表有万科王石、中国平安马明哲、华为任正非、招商银行马蔚华、中兴通讯侯为贵、华侨城任克雷、创维集团黄宏生、TCL李东生等等。“他们有市场眼光、有胆略，敢于管理创新，有开拓精神。”林慧说。

　　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92派”企业家的代表有腾讯马化腾、比亚迪王传福、正威王文银、顺丰王卫等等。而深圳“99派”企业家比较知名的有大疆汪滔、华大基因汪建等等。“这一时期，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标签是鲜明特点。”林慧说。

　　进入21世纪，比较知名的深圳“15派”企业家代表是优必选周剑、奥比中光黄源浩等等。“他们完全根植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善于高效利用高科技不断去提升生活品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为梦想而创业’，所以‘15派’更具生命力。”林慧如此表示，“在深圳，好像家家都在创业，人人都在创新，创新创业的氛围是很浓厚的。”

　　截至今年7月10日，深圳市商事主体达到405万户，市场主体总量和创业密度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深圳新办企业5年的存续力达到90.5%，位于全国一线

　　深圳为什么不断涌现优秀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企业家把握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机遇，积极投入到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大潮之中，由此获得快速成长。其次，企业家的不断涌现，得益于深圳叠加形成的快速发展机遇，这里既有改革开放形成的良好市场环境，更有市场机遇与产业成长空间。”广东省政协常委、市知联会会长谭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由蛇口延续下来的城市创新基因，深深植根于企业血脉中，成为企业健康成长的内生动力。“深圳是全国最适合海归创业的城市，没有之一；回国创新、来深创业，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没有之一。”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宁曾表示。2014年，陈宁回国创立了云天励飞。得益于深圳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云天励飞不断攀登人工智能领域高峰，于今年4月在上交所科创板正式上市，成为“深圳人工智能第一股”。

　　“深圳的营商环境就一个词——‘舒服’！”在2022深圳全球招商大会上，招商局集团总经理胡建华高度称赞深圳的营商环境。

　　早在2018年，深圳就出台了政府一号文件《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自此，深圳先后推出了营商环境1.0、2.0、3.0、4.0、5.0版改革政策。今年8月7日，深圳连发《深圳市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2023—2025年）》《深圳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2023—2025年）》《深圳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2023—2025年）》3份重磅文件，再次对营商环境进行升级。

　　深圳何以成为企业家之城？比亚迪的发展如何突破制约？如何看待深圳的增速放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3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接受读创/深圳商报专访，一一做出自己的解读。他坦言，深圳产业的成功“秘密”就是分工专业化的“滚雪球”，众多企业围绕产业集群发力，在分工体系中找到“滚雪球”带来的发展机遇。

　　读创/深圳商报：深圳被称为“企业家之城”，财富世界500强的数量一直是一个有力注释。在今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最新名单上，深圳有11家企业上榜。从2008年的平安首度上榜开始，在15年期间，深圳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由1家增长到了11家，而且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家之城的称号，您是如何解读？

　　读创/深圳商报：提到世界500强，不能不提比亚迪。10年前，王传福说比亚迪要做世界第一，您当时在一次演讲时说并不相信。您也说过，就是因为比亚迪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所以深圳也就成为了新能源之城。您能否对比亚迪的成长进行剖析？

　　唐杰：10年以前，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售当中的渗透率会超过1/4；也很少有人能够想到，2022年深圳每两位新车主就有一人选择新能源汽车。王传福是优秀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洞见到这个并不遥远的未来。王传福更难得的特质，就是能够承受住困难，在前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坚持再坚持，一路走到今天。王传福的故事对深圳而言，说明了企业家的意义。

　　当时王传福说要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第一是他有多大能力？第二是成为世界第一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当时我问过王传福这样的问题：比亚迪可以白手起家做新能源车，为什么汽车大厂做不了新能源车？他底气十足地说，汽车大厂已经高度碎片化分工了，要推一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谁给你生产零部件？市场需求量很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供应商会给你生产零部件。他说：“比亚迪可以做，是因为比亚迪不仅有研发能力，还有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把车做出来。”事实上，2010年比亚迪纯电汽车销量只有33辆，比亚迪就是凭借着自己的生产体系生产出样车，然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2018年，比亚迪纯电汽车销量就达到了9.48万辆。

　　当年我个人不相信的理由是，全能企业效率不高，分工效率才高。王传福的故事告诉我们，逆分工是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将燃油车社会分工浓缩到比亚迪内部分工，将研发和生产统一起来就可以创造出世界第一。当产能逐步扩大，就会有人加入分工体系。比亚迪出一套技术、出一套标准、出一套体系。然后，又开始从比亚迪内部分工转化为发达的社会分工。2019-2022年，比亚迪纯电汽车年销量从14.61万辆飙升至82.28万辆，4年增长5.6倍，带动形成了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分工体系，集聚了8900余家从研发到生产及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深圳企业在电池材料、电控核心原件、电机驱动系统、车载电源、车载信息领域等环节都精准卡位，在多个细分领域实现了重要领先优势。

　　唐杰：深圳有一个特点，像王传福一样有洞察力的企业家开启了一个行业的增长模式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给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了空间，产业边界不断蔓延，将各行各业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众多企业围绕着产业集群，不断地添砖加瓦，把产业链条越做越长。产业集群类似于滚雪球，越滚越大。我觉得，这是深圳产业成长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分工专业化。

　　唐杰：现在的造车新势力，汽车背景和信息产业背景的企业各占一半，这两个产业正在融合当中。传统燃油车的零部件数量，大概有10的4-5次方个，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可能降到10的4次方以下。这是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造成的，是燃油车不可能实现的进步。十多年前，王传福就坚信汽车产业的革命会发生。这种革命不仅仅表现在动力方面，更突出地表现为，汽车会成为可以行走的计算机，智能汽车就是机器人。大量前沿突破性技术的集成，深圳完全有可能在全面的自动驾驶技术革命中取得领先优势。

　　读创/深圳商报：这几年，深圳经济的增速基本上是和全国保持一致。和过去相比，增速由两位数变为个位数。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增速上的变化？

　　第二是技术性周期。全球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大家一般都会接受50年这个长周期。改革开放，我们正赶上了大规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时期，这有利于深圳进入快速增长的过程。深圳先是发挥比较优势去做传统产业，很快就抓住了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产业自身是有生命周期的，进入一个成熟期之后自然就没有那么快的增长。

　　从特区建立初期的年均60%，现在下降到6%，深圳经济增速的确是在缓缓下落。高收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之对应的一定是中低收入地区的增速加快，这不是问题，它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当深圳说担心减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看周边是不是发展得更好了。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增速放慢的深圳，每年GDP的新增量还在不断创造出新纪录。深圳的GDP超过1万亿元时，经济增长率15%，每年的新增量是1500亿元；超过3万亿元后，经济增长率6%，每年新增量是1800亿元。

　　读创/深圳商报：和增速相关，对于深圳的关注绕不开企业外迁或者外溢，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我们经常讨论一个现象，就是华为“出走”松山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相向而行的企业，那就是OPPO来到深圳。从最初200人到现在过万人，OPPO的创新中心或者叫领导力中心就在深圳。OPPO在深圳要干什么？是从做手机发展到做万物互联。OPPO意识到，借助深圳“创新之都”的人才优势实现快速发展。深圳拥有更丰富的软件型人才，有更贴近前沿硬件市场和产品开发的综合性人才，以及具有把握科技创新前沿视野的战略性人才。TCL是惠州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研究开发主体和全球运营中心聚集在深圳。

　　如果一个生存了几十年的企业碰到这种状况，大家在感情上都会难以接受，但还是要向前走。总有一些在转弯处被落下的企业，有些产业、行业慢慢都不存在了，停留在这个产业或者行业当中的企业，慢慢也就会被淘汰，这是一个痛苦但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政府要认真解决操作上的难题，让企业有更多机会能够凤凰涅槃，让下岗失业员工能够尽快再就业。

　　唐杰：在现实中，都市圈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的概念，也是一个产业上的概念。在城市没有发展起强大的CBD以前，职住平衡是个很自然的理念。大城市都在算账，亩产要更高，不仅是每平方公里的GDP要高，税收也要高。高的结果是什么？就业更加密集，产业更加密集，CBD的房价就这么上去了，职住平衡的理念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住在福田中心区、住在南山太贵了，到龙岗、到坪山、到东莞和惠州临深片区就成为一种趋势。

　　所谓临深片区不一定就是单纯的住宅区，同样具有产业功能，可以复制城市没有出现CBD以前的那种职住平衡……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它是个现实的问题。以佛山和广州天河之间那条地铁为例，它就带动了天河金融区向佛山扩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它不仅仅是一个民生的居住迁移，它是产业扩散，而且是产业有选择的有序扩散。

　　读创/深圳商报：谈到人的问题，深圳现在要统筹解决“需要什么人才”和“人才需要什么”这两大问题。站在您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读创/深圳商报：本次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确定的主题是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宏大叙事。在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确立新的比较优势的时候，深圳在制度创新上有哪些值得推广的做法？

　　唐杰：为什么深圳可以产生出这种特别发达、细密的分工？大家都知道分工效率高，因为分工会不断蔓延，越做越大，会出现大中小企业共生的产业形态，会形成一波一波的产业扩张和龙头企业崛起的过程。分工不是技术是制度，是靠诚信，是我们常说的“重合同守信用”。这就是说，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的。

　　今年4月，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深圳人工智能第一股”。从仅有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到今天近千人的企业，云天励飞成长中的多个“第一”都离不开深圳。

　　首家量产全自主知识产权消费级3D传感摄像头的中国企业、3D视觉传感器在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3D视觉第一股”……这一串荣誉的背后，彰显的是一家在深圳成长起来的科创企业敢闯敢试、埋头苦干的奋斗精神。

　　糕点界“初代网红”鲍师傅，因一张“从深圳往香港去的地铁上‘含鲍量’极高”的照片再次火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