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蓓蓓“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鲁迅

　　1935年3月11日，正是上海春雨霏霏，细雨缠绵的时节，但这场酥雨打在为阮玲玉送灵的亲友身上，是深入骨髓的刺痛。

　　12个中国电影史上伟大的人物，扶着阮玲玉的棺木，缓缓地行走着，这段不长不短的路程，就是这位年仅25岁的女子，在人世上看到的最后风景。

　　她身着绿色旗袍，静静地躺在花卉之中，就像她的短暂的人生，鲜花着锦，而她身处繁华，仍温婉柔美，不染俗尘。

　　从灵堂到墓地的二十多里路上，挤满了民众，有看热闹的，有抢新闻的，最多的，还是为她送行。

　　即使到了最后时刻，这位巨星还是能在上海民众中引起巨大的关注，真应了鲁迅的那句“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

　　总不用看见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就在她去世后不久，鲁迅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指控了社会、官吏、人群对新女性的逼迫，挥刀向更弱者，才能让扯淡的嘴巴有些味道。

　　只消几个铜板，就可以看些轻薄句子，摇笔尚不假思索，张嘴更是可以忽略在左右脑的缝隙里。

　　虽然记者或评论家一派，最爱给女性“加些描写”，以达到“刻画”的目的，但是导致阮玲玉自杀的事实远不是如此简单。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作为《新女性》的女主角，受邀参加了庆功宴，唐季珊作为阮玲玉的男友随她同往。

　　宴会之上觥筹交错，纸醉金迷，一袭清新的墨绿晃入灯光之下，绿底上的花织栩栩如生，仿佛可以带来一丝鲜花的香味。

　　旗袍的主人正是近期深陷丑闻的女星，阮玲玉。但是她像没事人一样盛装出席了宴会，众人的目光被她时尚的卷发吸引，对着她温婉明艳的笑脸，男人意淫，女人嫉妒。

　　她一向是不戴贵重首饰的，只是这次，一对红宝石的耳坠随着她的动作粼粼闪光，将她的眼角都印上了绯红。

　　那是唐季珊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平时它只会静静躺在阮玲玉的首饰盒深处，这是它为数不多的亮相。

　　很快她就微醺了，在舞池中间摇曳，尽情散发自己的魅力，宛若烟花熄灭前的奋力绽放。

　　她摇摇晃晃地找到每一位曾帮助过她的导演，过分亲密地亲吻了他们的脸颊，对周遭有关“放荡”的言论不置一顾，只像是做最后的告别。

　　最后，阮玲玉深吻了她绯闻中的第三位男主角蔡楚生的脸庞，蔡楚生感受到了阮玲玉笑颜下的悲伤和绝望，但是他选择了视而不见。

　　于是阮玲玉也没有贪恋这一点温暖，和对待其他导演们一样，很快放开了蔡楚生。

　　拉起男友唐季珊的手，就在舞池中翩翩起舞，风华绝代。宴会之后，她依然和唐季珊一起跳到深夜，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的龃龉。

　　凌晨两点，唐季珊已经酣睡，阮玲玉的眼中，却是一片清明，原来她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却没有闭眼。

　　她缓缓从床上起身，坐在了桌前，空气之间凝固到只有纸笔之间的“哗哗”声划出裂痕，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

　　阮玲玉端来妈妈为她熬的八宝粥，将三瓶安眠药倾倒在碗里，搅动一番后吃了下去。

　　安眠药并不苦口，只需机械地吞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吃下很多，这个过程中，她很平静 。

　　此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重要，可是阮玲玉还是想问，唐季珊还没来得及回答，阮玲玉便倒在床边。

　　可她最后的遗书中写到：“季珊：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

　　这样一个阮玲玉深爱的，群众信任的君子，在她死前，狠狠地打了她两巴掌，恰恰是杀死阮玲玉的凶手之一。

　　在她一笑里，充分地显出她的妩媚，令人陶醉，在她垂眸时，又给人以令人心疼而怜爱的无限可能。

　　他看到阮玲玉身边的男伴不过一个找舞女的纨绔，就更加坚定了自己能够狩猎成功。

　　他风度翩翩地出现在阮玲玉身边，这个比阮玲玉大14岁的茶叶大亨不仅没有其他追求者身上的浮躁，还有着深情的味道。

　　但是知道了他是唐季珊后，阮玲玉立刻与他保持了距离，因为唐季珊不仅在乡下有原配，还和中国影坛上的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有男女关系。

　　阮玲玉虽然此时过得不如意，但是她也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女人，对唐季珊只是礼貌社交。

　　但是上天给了唐季珊机会，舞池中的灯一时间突然全暗了，陷入黑暗让阮玲玉惊慌失措，此时又传来日本人的飞机轰鸣，即使灯亮了，阮玲玉也没缓过神来。

　　唐季珊立刻上前安慰阮玲玉，将她轻轻揽在怀里 ，这样的温暖是从小没有父亲的阮玲玉不曾拥有的。

　　唐季珊趁虚而入，与阮玲玉约会，他和阮玲玉说，乡下的原配不过是个摆设，自己也早就和张织云分手。

　　唐季珊的温柔软语让阮玲玉沉醉，她看待唐季珊，就像看待救她脱离苦海的救命稻草。

　　随后阮玲玉收到了张织云的来信：“你看到今天的我，就能看到明天的你，唐季珊不是个好男人，你要三思。”

　　起初，唐季珊将阮玲玉的养女和母亲都接到大房子里去，对她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阮玲玉的初恋是公馆的少爷张达民。那一年，阮玲玉16岁，张达明18岁。她身为女佣的孩子，和少爷张达明产生了爱情。

　　少年的情愫瞒不过封建家长，不仅是张达民的父母“棒打鸳鸯”，连阮玲玉的母亲都劝她，不要痴心妄想。

　　从小就要风得风的张达民，自然听不进父母的话，为了阮玲玉他竟然和家里断绝关系，和阮玲玉私奔同居。

　　只是张达民做惯了纨绔子弟，缺钱的生活让他没有了往日的公子风度，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霸。

　　阮玲玉为了挽回他，还收养了女儿小玉，可是这也没能挽回张达民的心，他仍饮酒作乐，荒废度日。

　　于是在阮玲玉与他分手后，他以阮玲玉的下等人身份为要挟，敲诈她每个月300元的“解除同居费”。

　　唐季珊一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开心的，因为用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算事情，他很乐意用这笔钱“买断”阮玲玉。

　　这时唐季珊和阮玲玉都没有想到，张达民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迎接他们的是更大的灾难。

　　1934年，张达民失去了工作，经济来源只有阮玲玉每个月给的的300元，可是这样的补贴只能再拿5个月了。

　　于是心急如焚的张达民倒打一耙，用令人难以置信的盗窃罪将阮玲玉告上了法庭。

　　他的控告虽然毫无证据，面对唐季珊的财力肯定是败诉的，但是他拿准了阮玲玉心软的心理。

　　可是唐季珊并不是好惹的，他不愿意受到张达民的控制，直接用“虚构事实、妨碍名誉”的罪名，反将张达民送上了法庭。

　　谁知这次张达民彻底的愤怒了，他离开法院后立马联系各大报刊，将阮玲玉过往的私生活全部曝光，又控诉阮玲玉侵占私人财产罪和妨碍家庭罪。

　　张达民知道，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并不能胜诉，反而会给自己引来牢狱之灾，但是此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只想毁了阮玲玉。

　　于是，阮玲玉成为了上海所有报纸的头条，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位女明星卑贱的过往和“混乱”的私生活。

　　荧幕里的阮玲玉是命途多舛但冰清玉洁的“神女”，而现实中阮玲玉被报道成徘徊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荡妇”。

　　在那个父权余孽未被祛除的年代，人们对女性只有两种感知方式——清纯玉女或淫娃荡妇。

　　成为欲望客体的阮玲玉以一种感性的、柔和的姿态出现，又被人赋予冲击力极强的反面标签，有关她的一切事实或臆想都被大众反复咀嚼。

　　就在参加庆功宴的前几个小时，唐季珊也被报纸言论影响，怀疑阮玲玉与《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有染。

　　但是被全世界误会的阮玲玉无心去解释这个，她面对唐季珊的羞辱只说，我是淫妇，那你就是奸夫。

　　外柔内刚的阮玲玉此时想起《新女性》里面的女主角艾霞，就是这样活活被流言逼死，来了勇气，又说了一句，奸夫淫妇。

　　她想要反抗这种畸形的主流话语权对女性的迫害，面对她曾经的依靠，她第一次质疑爱情，将她与唐季珊之间说成偷情。

　　她原本以为，张达民是爱自己的，却最终因为他身败名裂，她又以为唐季珊是爱自己的，却最终因为他失去尊严。

　　她日益攀升的事业和步步坠落的生活之间产生的巨大裂缝，使她的人生充满戏剧张力，又饱含戏剧的悲惨性。

　　阮玲玉曾经对蔡楚生这位知己透露过自己的心声：“我多么想成为这样一个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软弱了。”

　　“季珊：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达民：我是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她在爱情里，永远是自卑的，即使是在两个男人的争夺之中蒙冤死去，她也不曾怨恨，死亡临近时，她还爱着。

　　“不管别人怎么讲，你所有的.朋友全都相信你是个好人，我甚至认为，你是个太好的好人。”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阮玲玉作为从底层向上流社会跃进的新女性，她理解民众的愚昧，她理解时代的局限，但她不理解自己为何不配被爱。

　　真正让她死亡的远不仅仅是“人言可畏”，最终决定她生命的，不过是两个绝情的男人。

　　是爱情中那种无法选择的痛楚和幻灭，导致了她的脆弱，脆弱又导致了她的灭亡。

　　阮玲玉的伯乐费穆说：“人生是个大烘炉，每个人的灵魂，在烘炉里锤炼，坚强地成了武器，软弱的被烧成灰烬。”

　　只是费穆还是没有想到，风情万种的阮玲玉只是一个软弱的灵魂，无法逃离爱情的羁绊，在一场烘炉之火后，化作一缕哀怨的烟儿，消散在红尘之中。